对当时国土面积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还须以技术性地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为前提。如果中国试图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免蹈欧洲基督教大帝国解体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那就要尽快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跨越式地”利用西方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

　　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想象的共同体

　　1900年，张一麐入蜀襄试，其《古红梅阁笔记》记云：“以十月二十六日抵上海，章君伯初方往美国旧金山留学，询其行程，彼抵美只月余，余抵成都尚在其后。”他沿最快的水路走了近两个月，才抵达成都，长叹“吾国交通不便”。十七年后，胡适自美归国，从纽约乘火车北上加拿大，再横穿北美大陆，在温哥华搭船横渡太平洋，抵上海，陆路加水路，仅用一个月。

　　将时间换算成空间，则张一麐从上海到成都等于绕地球一圈。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谈到诸如中华帝国这种地域辽阔的前现代国家，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

　　由于低效的农业经济无力供养一个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平方厘米的国土和每个臣民的生活的庞大官僚体系，这种前现代帝国对其辽阔的国土和分散的人民主要采取一种象征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按安德森的标准，中国只是一个由众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共同体组成的松散的“想象的共同体”，而非一个被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及国家管理技术高度整合起来的现实的政治共同体。

　　空间距离造成各地时间的脱节（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不相连”的各地方共同体只是处在日历上而非一体化意义上的“同时”。帝国呈现出一种时空断层结构，不成其为一个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不仅意味着主权在其领土的每平方厘米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还意味着国家对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霍布斯鲍姆谈到欧洲现代国家时说：“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克服技术困难，有效地管理国民，使每一个成年公民（意指男性），其实应该是所有国民，无分性别与年龄，都能直接受到政府的管辖与监督。”诸如国土测量、地图绘制、语言统一与标准化、邮政编码、住房编号、注册制度、身份制度、义务兵制度、强迫教育、户口普查、公共场所各种登记制度以及签证制度等，将每个国民的生活纳入国家的控制，“到19世纪，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每一个国民都直接受到国家对个人行动的管理与牵制”。

　　与霍布斯鲍姆不同，冷战时代的汉学家魏特夫为论证现代专制的“东方根源”，征用法兰克福学派和韦伯分别用来分析“以技术而不是暴力实现社会全面控制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和“技术官僚体制”理论，认为中华帝国通过实施大型工程将全体臣民的生活置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下，“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他还谈到帝国“四通八达”的驰道和驿道、“庞大而有效”的邮政系统等，并特别指出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高速有效地运转，如“帝国邮政将有关全国各地的情报迅速而秘密地供给政府”，众多驿差使帝国政府“一昼夜中可以收到需要10天路程的地方来的消息”。如此，他就把辽阔的中华帝国盆景化了。其实，作为一个松散的想象共同体的中国是在学习西方现代国家的“工具理性”的国家管理技术后，才开始变成一个全面控制的政治共同体。

　　魏特夫大大夸张了中华帝国政府对其辽阔国土的每平方厘米及每个臣民进行“全面控制”的技术可能性。韦伯早在1916年就说过，与中华帝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的人口相比，其官僚体制显得太小，“几个官员就几乎管理着一个面积几乎和普鲁士一个邦那么大的县”，而“政府居然认为靠这么点点专职官员就能维持下去，这实在令人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专制帝国”的各地处于相对自治状态，却并未导致帝国解体。这种现象，促使他对中华帝国的研究从官僚制度转向一种无形的制度（礼教），并把“文学之士”置于其核心，“几乎近于古埃及的文书和祭司合起来的影响”，他们使“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

离心力

　　这个庞大的想象共同体在清末民初遭遇了严重的解体危机：外有列强环伺蚕食，内有“割据诸侯”占地为王，而汹涌而来的西潮对一直维系着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完整的儒教“名分大义”形成巨大冲击。1922年，政治自由主义者胡适与一班政论家起劲鼓动美国式的“联省自治”。他一面说中央政府已衰弱到“令不出都”的地步，“今日中国已无政府”可言，一面又认为“中央与各省分权”（此时，在他那里，“无政府”又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集权政府，以致有必要和地方分权，而实际上，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地方势力太大，足以左右中央或者独立，林纾1919年忧心如焚地写道：“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纠纷的唯一办法，说“这两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若各省自治，各订宪法，则“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当黎元洪以“地方自治”作为妥协方案时，胡适依然不满：“这道命令自然是应付那‘联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要避免‘联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说‘地方自治’。这个理由，也不难猜测。‘地方自治’是对‘中央集权’而言，究竟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

　　联省自治派除了胡适这种书斋里的冥想家外（作为列强之一的美国并无外患，且各州政府一定会承认联邦政府，否则就有“南北战争”），还包括为他们的见解喝彩的“割据诸侯”。好在这种“民主”主张遭到北方和南方那些“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对胡适来说，此乃旧观念）的国家统一派的强烈反对。吴佩孚在通电中讥讽联省自治派“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以列强环视之国家供冥想之试验”，可谓一语中的。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试验的，因为它具有不可逆性。

　　联省自治派试图以国家权力的地方化来消弭南北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的连年混战。但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军阀混战并非坏事。清末以来，伴随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军政势力迅速崛起，入民国后，中央政府更是徒有其名，无力“削藩”以达成国家统一。此时，各地方势力的混战就成了消耗地方势力的一种方式，消耗到只剩下一个强大的势力起而统一全国。令人担心的反倒是各地方势力不战而和，不承认一个高出自己的“主权”的中央政府，并签订一个中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那中国势必像17世纪之后的欧洲那样裂为几十个“民族国家”，不再“五族共和”了。

　　十年后，胡适才意识到“联省自治”对国家统一的危害：“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要。”一年后，他又以相近的句子写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队，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局面，使蒋廷黼悲观地说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当时不乏有人将中国现状类比为黑格尔时代分裂成几百个小邦的日尔曼民族。他们的思考与黑格尔思考日尔曼民族的非国家状态时如出一辙。黑格尔肯定会认为“想象的共同体”只是“世界精神”在其外化的某个阶段的一种形态，还不成其为一个现实的民族国家。当这个由古老的想象而非“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联系起来的松散的民族共同体遭遇民族危机时，就会立即显出马克思后来所说的“一袋土豆”的状态。他指出，日尔曼人太自由散漫，只看得见一个个日尔曼人，看不见一个共同的日尔曼国家，“个人隶属于全体只是在风俗、宗教、看不见的精神和一些主要的利益方面。在其余的地方，他不允许他自己受全体的限制”，“日尔曼的政治机构只不外是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取走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罢了”，但“一个国家要求一个共同的中心，一个君主和代议机构，把关于对外关系、战争和财政的权力集中起来。这样的中心又必须具有必要的权力以指导这些事务，以执行它的决定，以维系各个部门使从属于它”，“按照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权力范围的科学考察来加以规定的话，就可以看见，德国不能够真正地被称为一个国家”。

　　但对当时国土面积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还须以技术性地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为前提。如果中国试图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免蹈欧洲基督教大帝国解体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那就要尽快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跨越式地”利用西方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电报网与政治共同体

　　如今的教科书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进了“现代”，而清末洋务运动和新政运动只引入了技术和制度，没引入文化，所以全“失败”了。但失败者也有遗产。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利用了清末民初诸多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成果。即便不提“五四”新文化大多已译介于晚清，单就技术和制度而言，何尝不也是文化？它们对国民的时空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影响决不逊于一本《新青年》；此外，如果1917年之后始有人提倡民主，那1912年何以建成民主共和国？

　　清末以来政府在财政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引进的各种技术和制度（铁路、轮船、航空、电报、印刷机、邮政系统、房屋编号、国语统一、国民教育体系、强迫教育等），为日后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技术、制度和社会诸方面的基础，不能为了把1917年神话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将其一笔抹煞。长城非一日建成。

　　自洋务运动始，铁路和轮船已陆续出现于中国，但其数量之少且分布不均不足以将偌大的中国连为一体。1928年，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绘制出几张有关中美两国人口分布、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和工业状态的对比图，胡适认为足以启发国人，撰文道：“我们试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地图。长江以南，没有一条完成的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以西，三分之二以上的疆域，没有一条铁路干线。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现代国家。前年北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一位甘肃代表来赴会，路上走了一百零四天才到北京。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国家。云南人要领法国护照，经过安南，方才能到上海。云南汇一百元到北京，要三百元的汇水！这样的国家决不成一个国家。去年胡若愚同龙云在云南打仗，打的个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又有什么法子？这样的国家能做到统一吗？所以现在的第一件事是造铁路。完成粤汉铁路，完成陇海铁路，赶筑川汉、川滇、宁湘等等干路，拼命实现孙中山先生十万里铁路的梦想，然后可以有统一的可能，然后可以说我们是个国家。所以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赶成一副最经济的交通系统。”

　　胡适像孙中山一样羡慕美国纵横交错的铁路系统，并从中看出其对国家统一的巨大功用。但他们是狂想家，不考虑国家财政无力“赶成”一副完整的现代交通体系，而从列强借债，势必产生路权和主权问题，这又被他们当做政府“卖国”的证据。他们忽视了另一种更现代的通讯技术——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投资少（不用举外债，主权在我）且建成快的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就在张一麐沿水路向成都艰难跋涉的1900年，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批准设立南北洋电报：“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踪，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曰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偱，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报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虞。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腐坏。如由天津陆路偱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互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机，常用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赀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如蒙俞允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转行径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

　　南北洋电报于次年建成。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电报大大促进了各地方共同体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它是时间和意识的加速器。假若说李鸿章引进电报反加速了清朝的终结，那么，西方发明的这种技术也成了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它们发现这个向来缺乏组织的国家已迅速动员起来。

　　以前因地理距离而处于不同时空的各地方共同体，如今被电报一齐带进同一个时空共同体。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能迅速变成全国运动，1918年11月欧战胜利消息能在同一刻传遍全国并形成举国同庆的场面，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1927年的北伐能进展神速，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而且，电报也成为“国际运动”的媒介：巴黎和会期间，七千封电报从中国各地发向巴黎。这一切，在190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网的设立，使这个处在“空洞的、异质的时间”中的古老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各地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共时性。没有遍布全国的电报网及重要区域的现代交通网，1913年后分裂的中国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再度获得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