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近年来甚嚣尘上，《论语》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地位，再一次被大肆宣扬，有人甚至说，《论语》将是二十一世纪的福音书。《论语》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巨大的功效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正本清源，看一看这句话出自何处，看一看赵普为什么要学《论语》？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是如何治天下的，再看一看他所参与建立和治理的大宋王朝，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

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主要有：

（一）南宋罗大经（1196—1242）《鹤林玉露》卷七记载：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应，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时读《论语》知爱，自后求一书似此者，卒无有。”

《鹤林玉露》是一部笔记体的文集，全书共十六卷。半数以上评述前代及宋代诗文，记述宋代文人轶事，有文学史料价值，其中对宋朝政治人物的记述，可与正史相参照。1．赵普的回答，涉及“半部《论语》”的问题，这大概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初始版本；2．罗大经认为赵普的“相业”有愧于《论语》，但對赵普的这句话以及《论语》的价值则十分肯定。

（二）元·脱脱《宋史·赵普传》：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这里也有几点应当注意：1．脱脱首次从正面肯定了《论语》对赵普政治事业的积极作用。正是元朝，才将《论语》》等所谓四书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标准，这也许就是脱脱加上这几句话的历史背景。但，“晚年”以下一段话，不知何所取材。2．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是在他死后人们才发现读的是《论语》，因此，在他生前，自然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三）元·高文秀《遇上皇》：

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这段情节，揉合了《鹤林玉露》与《宋史·赵普传》，但有所改造；杂剧曲文，本来不足以作为讨论历史问题的依据，但“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大约到此时方才定型，杂剧是一种大众化的文艺形式，也许正是借助它，这句话才广泛流传开来。

我不厌其烦地罗列出这么多资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赵普生前，以及整个北宋，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第二，此说真正流传开来是在元朝。但恰恰是在元朝，对儒术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所谓“九儒十丐”，那些满腹经纶的儒生，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何谈治天下。为此，元杂居中的那句台词，既是地位低下的儒生们对前朝文人地位的向往，对自己学问的一种自负，也是向当朝执政者的一种自我推荐。

第三，由于这句话极大地夸张了《论语》的功能，得到了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的儒生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才广泛地流传开来。

二

那么，《论语》对赵普治天下的功业，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纵观赵普一生的功业，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参与策划了陈桥兵变，二是提出了抑制武臣的建议。

赵普在宋朝被视为“开国元勋”，而宋朝的所谓“开国”，说起来简直就像一场儿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了。赵匡胤的得势，大宋王朝的建立，就是这样开始的。

其时，赵普以掌书记身份随军出征。所谓掌书记，无非是个幕僚，负责军中一些文书起草事宜，地位既不高，实权更是谈不上。可发动政变的将领和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却一同来向赵普请教，赵普当仁不让，与将领谈条件，他时而唱白脸，时而唱红脸，最后拍板：

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埙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正需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唯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续资治通鉴长编》）

一件谋取皇权的大事，就这样由赵普几句话就决定下来。于是，出兵御敌的事抛到一边，数十万大军又原路折回。当赵匡胤从小皇帝柴宗训手中接过“禅让”的帝位后，契丹的大军也不南下了，北汉的士兵也不应合了，边境也不告警了，“镇州言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由着赵匡胤从从容容地去打理他的这个新王朝的事宜。

看来，所谓契丹南侵，所谓军中鼓噪，一切都是精心预谋，没准加在赵匡胤身上的那件黄袍，也是事前准备好了的。赵普所谓“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指的主要也就是这件事情。赵普也因此被视为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功参缔造，业茂经纶”，“建邦元辅，命世伟才”。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任命赵普为宰相时的这些褒赞之词，都表明了这场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及指挥者就是赵普。

但这一切，不但与《论语》没什么关系，简直就是对《论语》的反叛和反讽。犯上作乱，是孔子最为深恶痛绝的。《论语》开宗明义便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赵普是否孝悌，我们不得而知，赵匡胤却是可以称得上孝悌的，但赵普却将他拉上了犯上作乱的贼船，赵普就是这样活学活用《论语》的吗？

创业难，守业更难。宋朝创业倒是不算太难但是，如何守住这份家业，对大宋开国君臣来说是个考验。自从朱温篡唐（907）以来，九州大地政权林立，五十余年，竟有五代十国之多，那些称王称帝的主儿，哪个不是从刀丛箭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混世魔王？他们无知无畏，桀骜不驯，野心极大，权欲极强，什么父死子继、立嫡立长的那一套传位制度，他们一概不管，只是想乘着乱世浑水摸鱼，为自己闯出一片江山。“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乎？”后晋叛臣安重荣的这句话，道出了这帮草头王的普遍心态。近五十年来，像这种黄袍加身的事情，如果算上赵匡胤的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了，谁知道还会不会出现第六次呢？这是赵匡胤最为忧心的问题。

就在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与赵普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续资治通鉴长编》）

于是便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普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请授以他职”等建议，可以有文武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文的，便是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武的呢？可就难说了，完全可能是另一次的“兔死狗烹”。朱熹将此事完全记到赵普的功劳簿上：“赵韩王（即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却是看走了眼。从历史的记载，以及赵普此后在处理秦王廷美事件中的表现上看，我们可以断定，“杯酒释兵权”这种方式，并不就是赵普的主意，完全是赵匡胤的独断。而从赵普的话中，我们似乎感到了隐隐的杀意。

对于这件事，王夫之有另一种认识：“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奄处其上，而固无以服其心也……普固有不与并立之势，而日思亏替之以自安。所深结主知以使倚为社稷臣者，岂计安天下以安赵氏哉？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反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原来，这不过是官场夺权争宠的老把戏而已。王夫之的结论是：“不仁者，不可与托国”，王夫之对赵普的认识，比朱熹深刻多了。

三

哲学家黑格尔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虽然黑格尔的话中透露出一种令人十分不快的西方人的傲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论语》就是一部道德教科书，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些道德教训，其基本作用，也无非就是一种道德培训。

那么，被认为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道德又是如何呢？

细读赵普传记，我们发现，赵普这个人颇贪财。开宝四年的一天晚上，赵匡胤突然来到赵普家，发现廊下排列着十个大瓶，便问里面装的是什么物件，赵普说，是吴越王钱俶送来的海产品。赵匡胤说：“味道一定不错。”打开一看，哪里是什么海产品，竟是满满当当的瓜子金。赵普尴尬之极，忙申辩说：“他们来的信还没打开，如果知道是这个，一定会奏明圣上，退还给他们。”赵匡胤笑了笑说：“收下罢，没关系，他们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决定的呢！”

赵匡胤好微服出行，曾多次来赵普家，有时还约了其弟赵匡义同来，以致赵普有时下班后都不敢换下朝服。每次赵匡胤来，赵普的夫人都要以她的拿手好菜烤羊肉招待，赵匡胤兄弟总是称她为嫂子，君臣之间不拘形迹。但赵匡胤这时的不期而至有点蹊跷。此前发生过几件事情，一定使赵匡胤对赵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例如有个叫赵玭的人，在同赵普吵架时，当众揭发他违反官方规定，派人私自从秦、陇地区收购高大木材，在京师贩卖，赵匡胤得知后十分愤怒，当即就要治他的罪，由于太子太师王溥的求情，才免于惩处。

从此，赵匡胤对赵普的反感日渐加深，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帝不喜”，“始有疑普意矣”。不久，翰林学士卢多逊告发，赵普曾以一块空地与皇家菜园的菜地交换，以扩大自家的房屋用地，营建旅店，与民夺利。这大概是压倒赵普的最后一根稻草，“普恩益替”，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从此完全丧失，开宝六年（973），终于罢黜了赵普的相位，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

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谁能想到，贵为开国元勋、当朝宰相的赵普，居然还会贪图这种种不义之财，甚至是蝇头小利呢！

赵普的“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贵”（王夫之《宋论》），不止表现在对武臣，对文臣同样如此。赵普虽然提出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可由于他自己“寡学术”，在那些满腹经纶的儒臣面前，总难免有点底气不足。由于赵匡胤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对儒臣十分重视，这使小肚鸡肠的赵普很不自在，对那些由于学问比自己大而备受重用与宠信的大臣，便不免怀有嫉恨之心。

窦仪，在五代那个乱世，是个难得的饱学之士，史书称其“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历仕晋、汉、周、宋，主持或参与制定了宋朝开国后的一些重大制度，如刑制、科举考试制、礼制等，先后出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深得赵匡胤的信任与器重。公元963年，赵匡胤决定改用一个新的年号，并明确指示宰相，这个新的年号一定要是以前历朝历代都没人用过的。宰相进上了“乾德”二字，其时的宰相正是赵普。几年以后，当发现西蜀的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时，赵匡胤由此得出结论：“宰相须用读书人”，这无疑就是说，赵普不称职。

赵匡胤其实早已有了要以窦仪取代赵普的想法：

帝……每嘉其有执守，屡对大臣言，欲用为相。及赵普专政，帝患之，欲闻其过，召仪，语及普多不法，且誉仪早负才望。仪盛言普开国元勋，公忠亮直，帝不悦。仪归，语诸弟曰：“我必不能做宰相，然亦不诣朱崖（按，朱崖，当时流放罪犯之地），吾门可保矣。”普素忌仪刚直，引薛居正、吕余庆参知政事，陶谷、赵逢、高锡等又相党附，共排仪，帝意中辍。（《续资治通鉴》）

窦仪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居然拒绝，对由此而引起的皇帝佬的不快居然感到庆幸，可见赵普势焰之逼人，以及陷害他人手段之凶狠！这年十一月，窦仪病逝，对此，赵匡胤感到十分痛惜，说：“何夺我窦仪之速也！”而对窦仪来说，则未尝不是件幸事，否则，是否可以避免灭门之祸，或者流放之苦（即“诣朱崖”），还很难说呢！

《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与子张关于“仁”的一次谈话：“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号称以《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又是如何呢？除了“敏”以外，其他四项，他一项也没做到。“赵普之为政也，廷臣多疾之”（《续资治通鉴》），“多疾之”，表明不满赵普、反对赵普的人不在少数，而这些人最后几乎都败在赵普手下。王夫之称赵普为“不仁者”，似乎并没有冤枉他。

四

赵普的“不仁”尤其表现在秦王廷美一案上。

赵匡胤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他的母亲杜太后去世，临终前，将赵普召过来记录遗命。《宋史纪事本末》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太后）生五子，曰匡济、匡胤、光义、光美、匡赞。匡济、匡赞早卒……二年，太后疾，帝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且问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余庆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百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传德昭。夫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顾谓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藏之金匱，命谨密宫人掌之。

这便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金匱之盟”，其中的光美，就是廷美，因避宋太宗的讳而改“光”为“廷”，德昭是赵匡胤的长子。

杜太后对赵普十分信任，即使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她还是称呼趙普为“书记”，常对他说：“赵书记多尽心，我的孩子还不太懂事。”杜太后临终时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无疑是将遗嘱执行的监督重任交给了赵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赵普是如何执行这个嘱托的呢？他在被罢黜宰相后，曾给赵匡胤写了封信，申诉自己的委屈：“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与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这里所说的皇弟，就是赵光义。

极有可能，赵普真的“轻议”过，只是不是在“外人”面前，而是向赵匡胤，“夫所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也”（王夫之《宋论》）。“轻议”什么呢？只会是这位皇弟是否可以继承大位。

对于这种“轻议”，赵匡胤自然赞同，他是位精明的政治家，传位于弟，与传位于子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及后果，他比谁都清楚。“传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尔”（王夫之《宋论》），他是个孝子，母命难违。他处在两难之中。如果不是三年以后的那场“斧声烛影”使他暴毙，赵普的谋略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呢！

后来看到了“金匱之盟”的赵光义却面临着一个难题：要不要遵奉这分盟誓，他征求赵普的意见，赵普的回答十分明确：“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简单的一句话，是赵普向新主子的效忠词。

“金匱之盟”榜上有名的另一位人物、赵匡胤的儿子德昭，早在两年前便被赵光义迫害自杀身亡，连他的弟弟德芳也于前不久不明不白地死去，要彻底推翻“金匱之盟”，唯一的障碍，便是秦王廷美。廷美的噩运开始了。

赵普是在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出任宰相的。到了第二年三月，又有人告发，廷美将要谋害皇帝。如何谋害？当时并没有公开，直到廷美死后，还是赵光义自己亲自出面说出案情，说廷美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亲弟弟，他的母亲是自己的乳母，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廷俊，自己由于廷美的缘故，将廷俊留在自己身边，可廷俊却将宫中的机密通报给廷美。前不久，我打算到新修的西池游玩，廷美同他身边的人密谋杀害我，未能成功；又谎称有病，想等我前去探病时，再下毒手。

《续资治通鉴·考异》评论此事时说：“廷美之阴谋，事无佐证，特以地处危疑，为众人所瞩目，太宗已怀猜忌，普复从而媒孽之，故祸不旋踵耳。”这就明确告诉读者，赵普就是这场天大冤案的主谋。

廷美被罢黜了开封尹，从开封赶到洛阳。赵普的权势再一次牢固地确立，他暗示卢多逊应当识相，赶快辞职走人。偏偏卢多逊贪恋权位，犹豫不决。敬酒不吃吃罚酒，赵普便立即痛下毒手，罪名很现成：勾结廷美，谋害皇上。据说卢多逊曾对廷美说：“盼着皇上早点死，我好服侍大王！”有了这种滔天大的罪名，还有卢多逊的好果子吃吗？于是，以“包藏奸宄，窥伺君亲，指斥乘舆，交结藩邸，大逆不道”的罪名，剥夺全部官职，全家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流放崖州（即今海南岛），永不赦免，卢多逊最后终于死在贬地。

赵普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出手便能置人于死地。当年，卢多逊攻击赵普时，他的父亲，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一生的老人，曾忧心忡忡地说：“赵普，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我得早死，不见其败，幸矣。”他真是不幸而言中！

对于廷美，赵普还不放过，以廷美住洛阳，对朝廷是一种威胁为由，唆使一个叫李符的人上书，说廷美不思悔改，心怀怨恨，请求将其流放至边远地方，以防生变。于是，廷美的爵位由秦王被贬为涪陵县公，迁往房州（今湖北房县一带）安置。

赵普将李符当枪使，过后，又担心李符会泄露出他这个幕后指使人，找了个茬，将李符贬到偏远的宁国军去了。这真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两年以后，廷美“忧悸成疾”，以三十八岁的盛壮之年死去。

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杜太后的精明实在是过了头，正是她的“金匱之盟”导致了一场“萧墙之祸”，使儿子赵匡胤、赵廷美，孙子赵德昭、德芳不得其死，使赵光义背上了不孝不悌的罪名。而导演这场“萧墙之祸”的正是赵普。老太太看人走了眼，九泉有知，她悔也不悔呢？

王夫之评论此事时说：“导人以戕杀其天伦者为何等事，而敢于人主之前无惮于心，无疑于口，非至不仁者，谁敢为之，而谁忍为之乎？”（《宋论》）

难道这就是《论语》教导给他的“致太平”的本领吗？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论语》不学也罢！

原载《书屋》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