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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前夕，有人在甘肃额济纳河发现了近万根木简，那里古名居延海，所以也称“居延汉简” 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河南汲郡有个不知名的盗墓贼，悄悄钻进了战国魏襄王(公元前318～295年)之墓。墓穴里阴森恐怖，一片漆黑，一群群受惊的蝙蝠扑向墓外。突然，他脚下一滑，手中的提灯跌落在地，顿时熄灭。这个盗墓贼禁不住毛骨悚然，跌倒在地。黑暗中，他顺手摸到许多竹片，就抓了一把点燃起来。亮光中，他发现竹片上有字迹，长期的盗墓生涯使他感到这竹片决非等闲之物，便急忙扑灭火焰，赶到官府，击鼓报案。 汲郡古墓发现十几万支竹简的事迅速传到洛阳。晋武帝下诏将竹简发掘出来，运往京师，并下旨当时著名学者苟勖、和峤、束晰、杜预、卫恒等进行整理和考证。20年过去了，这几个学者整理出75篇共16部典籍，后人称为“汲冢汉简”。它和西汉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及殷墟甲骨文同誉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三大瑰宝。其中竹简《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西征昆仑，会见西王母的动人故事。 抗日战争前夕，有人在甘肃额济纳河发现了近万根木简，其文字潇洒、书法讲究、风韵飘逸。那里古名居延海，所以也称“居延汉简”，它同晋朝出土的“汲冢汉简”一样是举世瞩目的珍宝，后存放在北京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大校园，将许多古书、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汉简”也面临灭顶之灾，很多学者忧心如焚。 一天深夜，助教沈仲章约了语言学副研究员周殿福及一个工友，来到一间房前，他们撬开窗子，悄悄爬进室内，递出几捆东西。午夜的北平街头，巡逻的日本兵来回游荡。沈仲章三人边探路边行进，东绕西拐，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把东西运到工友家。 几天后，一辆日本轿车把日本特工处的三村大佐送到北大，这家伙指名要看“居延汉简”。谁知房门开后，室内空空如也。三村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查。沈仲章闻讯后连夜扮成难民逃往天津。正待找店住下时，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他的草帽挑落，嘴里不停地叽里咕噜。沈助教心里一惊，草帽里藏着“居延汉简”的清理清单。他竭力镇静下来，假装听不懂日本话的憨厚模样，混过检查，住进了意大利租界。他想把这批国宝运至上海。 “居延汉简”的失落，早已引起日方注意。交通要道上的检查极为严密，运走国宝谈何容易！经反复筹划之后，沈仲章佯装逃难，将国宝交给中立国瑞士的伯利洋行代办托运，“居延汉简”终于顺利到达天津。 木简到津后，一晃半年，无法启运香港。1937年12月底，日本特工人员注意到了沈仲章。一天，乘他不在之际，与日本特工狼狈为奸的意大利警察，到旅店查询沈仲章。此后，他三天两头在租界内调换住处，苦捱时光。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寄存在伯利洋行的两箱国宝。沈仲章心急如焚，只得冒险买票，以图迅速离津去港。 眼看开船日期逼近，沈仲章还是没有想出上船的好办法。他只好事前买通检查员和搬运工，终于躲过了日本兵的检查，将国宝运上轮船。趁轮船在青岛装货之机，沈仲章上岸向港发电。不料，11条日舰向青岛港开来，船长唯恐有变，急令轮船迅速起锚离去。沈仲章站在岸上望着远去的轮船，不禁痛哭失声……岸上的几位漏乘旅客，相互磋商，决定和轮船公司交涉。几经周折后，沈仲章才和他们一道乘坐另一条船到达上海。 “居延汉简”到达香港后，由蒋梦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在港期间，废寝忘食地将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列、编写索引。蒋先生非常钦佩这位年轻人的赤子之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眼看香港也将沦陷，“居延汉简”只得第二次逃难。经很多学者商量后，由胡适之先生设法运到美国华盛顿。时至今日，这批中华瑰宝仍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见“居延汉简”大部分图片。1973年，甘肃东部又发现了“甘谷汉简”。我国甘肃、新疆为古代屯兵之域，地下埋藏着很多中华文化瑰宝，发掘这些人类知识的宝藏，无疑将会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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