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在胡适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颇有趣的事：5月17日他突然接到逊帝溥仪从紫禁城打来的电话，约他到宫里来“谈谈”。这件事很快传了开来，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宫里那帮老臣听说皇上私下见了这位“危险人物”，都气急败坏得“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左派”人士则群起而攻之，痛斥胡适想当“帝者师”，是“民国叛徒”。

    胡适与宣统的会见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在胡适本人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不过是偶尔会见了历代帝王的一位最后代表而已，而且谈的无非是诗文与学习，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胡适是新派领袖人物，社会影响大，他的一言一行都会激起议论纷争。在现代中国的文化人当中，胡适大概是争议最多的一个。进入新时期以来，对胡适的研究开始解冻，并发展成为显学，关于胡适的传记、专著也出版了不少，像胡适见溥仪的事那是必谈的。议论的调子大致可分两路：有比较公允的，也有很偏激的。例如，有一种《胡适评传》在谈到胡适见溥仪以及在处理清室待遇的问题上，竟把胡适说成与梁启超、王国维一样的保皇党。最近，《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2009.4.2）也发表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胡适拜谒逊帝溥仪》，其观点与八十多年前的批胡言论可说一脉相承，没什么新意。但在作者笔下，胡适给描绘成满脑子封建遗毒，一心梦想着“经筵侍讲”，以充当“御用文人”，一旦被“召见”，便“心痒难禁”，“喜出望外”，“当他拜谒完毕，从神武门里走出来时，兴奋，意外，惊喜，轻松，连走起路来也脚底生风”。而且“事后还相当张扬了一番”。

    但是，一生追求科学与民主的胡适，果真像作者想象的那样吗？胡适有常年写日记的习惯，让我们看看他在日记里是怎样陈述见溥仪这件事的吧。

    5月17日：“今天清宫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即阳历5月30日）去看他。”

    为了慎重起见，胡适先去拜会了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想了解一下溥仪的近况和宫中规矩。5月24日日记写道：“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指隆裕皇太后等人）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5月30日胡适如期进宫见了溥仪，日记对会见的全过程记录如下：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让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他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5月30日这次会见，使胡适对这个仍被关在深宫，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产生了些许同情，为此他作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短短四句，写得十分凝练而有意味，生动表达了胡适对这个少年逊帝的关切之情。

    为了回应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胡适在第十二期《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宣统与胡适》，文中除如实介绍了与溥仪见面的情况及个人感受外，还对当时的社会心态进行了批评。7月22日日记就粘附了这篇短文的剪报。文中说：

    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可算得一个少年的人（案：胡适时年31岁）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到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公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大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胡适向来不喜打妄语。多少年后读他的文章和日记，我们还能感受到青年胡适那颗宽大、仁爱和助人为乐的心。但历史似乎给胡适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最终未能把这位少年逊帝从那个“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里救出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溥仪后来竟坐上伪满洲国的皇帝宝座，成了民族的罪人。但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想当然地把胡适写成巴结“皇上”的小丑，因为这种抹黑的笔墨太没有历史依据了。说心里话，几十年来，对这种抹黑的套路，我们早已看熟了，也早已看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