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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晓九门外语的辜鸿铭 “中国哲学界之第一人”的金岳霖
又一年的高考，已经画上圆满句号。两个月后，又一批90后的年轻学子将奔赴大学课堂，问道学术，修习文化。
高校学术圣殿乃藏龙卧虎之地，站在大学三尺讲台上的大师和学者到底是何方“神圣”？每年新生入学时，流传在校园里的关于大师和名教授的小故事，总是为新生们津津乐道。
“大学的文化，正是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记得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先生离任时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无独有偶，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今年履新后的一次全校大会上谈及大学精神的传承时，也把目光锁定于大学教授的“小故事”——“叙事者在传播老师故事时，可能会有一些‘歪曲’甚至是‘添油加醋’，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而这对一所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极其重要。”
大学讲坛并不仅仅是知识的集散地！课堂之外，大学教授们的学问、才情以及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轶事、佳话，都将对一代代学子起到精神引领作用。比起一本本正经刻板的“校史”或者“学校大事记”发挥的传播功效，年轻学子们在传诵老师“传奇故事”的过程中，不仅将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对学术文化的尊崇感，其对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将深刻得多。
“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大学里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杨玉良教授这一感叹，或许多少折射着现今大学校园里一些令人忧心的现实状况：一些学生们已经习惯于称老师为“老板”；老师和学生间的互动逐渐减少，下课后“一拍两散”；名师故事在学校里的“失传”也日益严重……
大学究竟需要怎样的教授？真正的师者风范是怎样的？遁之于无形的大学文化究竟有怎么样的魅力？或许“温故”可以激发我们新的思考。本期摘选了一些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时期大学名师们的“小故事”。纵是一个远去的时代，但群星璀璨的大师群相却从来不曾让人忘却，而今反而更是教人怀念。
辜鸿铭：上课前与学生有“三章约法”
通晓九门外语的辜鸿铭，回国后几经辗转，才到北大教课，教的是英文。他那瓜皮帽下轻轻摇曳的小辫子就成了沙滩红楼极著名的一景。那年头，没有见过这辫子的北大人，就不配做北大人。
辜鸿铭开课之初，就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的时候，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
人们认为前两条还好办，第三条实在是有点怕人。可是大家都慑于辜鸿铭的威名，也不敢有二话。于是辜鸿铭开始上课了。
辜鸿铭最擅长的是西方学问，可他最感兴趣的却是中国的东西。讲英诗时，辜鸿铭一上课，就对大家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又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他还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终有一日，老先生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大家莫名其妙：《离骚》不是咱们的国故么？外国也有？这“洋离骚”又是什么玩意儿呢？后来大家一听才知道，原来就是弥尔顿(John Milton)的长诗《利西达斯》(Lycidas)。
对辜鸿铭这种随意比附中外学问的做法，学生们觉得很有意思。当然也有人很不以为然。有个叫陈汉章的老先生就对他说：“论英文我不如你，可是论国学你不如我。要到达我这水平，至少要三十年。”辜鸿铭无话可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黑板上写的洋文是那样的漂亮，可他的方块字却是那样的蹩脚，常常是多一笔少一笔，而自己毫无知觉。
北大有那么多教授，辜鸿铭都看不上眼，独是对请他来北大的蔡元培颇有好感。在课堂上，他公开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又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的会议，大家纷纷发言，蔡元培也预备站起来说话。可是还是有唧唧喳喳的声音。辜鸿铭立即大声说：“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他平时尖声细气的，不大像个爷们儿，这时倒英武起来。
金岳霖：老师对学生，就像学者对学者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说这话的，正是被张申府誉为“中国哲学界之第一人”的金岳霖。
很gentleman（绅士）的哲学教授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 (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不管什么样的小说都看。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起来，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联大侧门旁有条狭窄街巷叫文林街，文林街的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叫金鸡巷的小巷，在这条小巷的一座小楼上，住着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如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因常有相熟的同学和老师过来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个小沙龙。金也是这里的常客。这时，他常常四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为的就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若是他金岳霖比输了，就得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然后他还会去买！金岳霖常常输，但他乐此不疲。
常把学生看成学者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上面提到的金、沈的这段对话，对金的学生殷海光影响至深。直迄晚年，他仍未能忘却，反而异常感佩地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煳。” 潘光旦：中国教育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
有一年上，清华园中有一位学子拄着拐杖找到了校长：“校长，我这样还能留学吗?”
答曰：“怕不太好吧!”
“为什么？”
“人家美国人会说：中国是不是两条腿的人不够了，连一条腿的也送来了。”
这时，一位美国教员却发话了：“连他都不能去，还有谁能去？”后来，学校易长，这位学子遂得赴美。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单腿放洋的学子。若干年后，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世人开始知道了他的大名：潘光旦。
自此，当年清华园那个单腿少年，开始真正地“独”步中国学术界。
联大时期，他的课非常叫座，有次谈到孔子，他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五体投地的!”一看自己的腿，他发觉不对，又戏谑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
潘光旦的博学多才早已驰誉儒林，成为各方公认的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鸿儒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潘氏有才气而无脾气，博学而谦冲，自是不二之选。人之师表，此之谓也。
然而，潘光旦又何止于“博学多才”呢!他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将自己的通才思想落实为通才教育，涵育了大批通才。老清华之能成为通才教育的典范，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是有大功的。
作为教育家，其对旧时教育的弊端体会尤深。他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尤其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者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识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只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只不过培养一些专家或文官。三者都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在他看来，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其言针针见血，足见潘氏深得教育三昧。
傅斯年：“举发”大教授？拿证据来！
敏而好学的傅斯年，十二岁上便读十三经，这就初步奠定了其国学基础。后来考入北大预科，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他二十岁升入北大国文系，二十三岁投身文学革命，创办《新潮》杂志，参加五四运动，任总指挥。在北大时，傅斯年成绩特优，取得几乎所有课程都接近满分的骄人成绩。当时在北大笑傲一时的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等人物，都对傅斯年格外青目。黄侃尤对其宝爱有加，寄望极高，时加奖掖，希望对方成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
黄侃的算盘打得不赖，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上，北大来了个蔡元培，而后又来了个胡适。那年胡适才二十七岁，嘴唇上的胡子刚刚有点样子，他年纪比那些先生们差一大截，倒和学生们差不多，于是他格外谨小慎微，处处伏低伏小，看人颜色。可自从那篇《文学革命论》刊布之后，他竟立刻声名大震，红极一时。傅斯年开始还对胡适不上心，后来开始很留意，再后来终于就跟着上了胡适的道，再不吃黄侃那一套了。黄侃颜面尽失，咬牙切齿，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胡适开始给本科生教课。傅就在胡适那个班上，听胡适讲课。那时北大藏龙卧虎，学生多非凡类，胡适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加倍刻苦用功，一个劲儿地开夜车。后来他还是很不幸地发现自己的学生中仍有三两位的国学功底似乎比他还要强一些。这些人中，有毛子水，有顾颉刚，当然头一个就是傅斯年。
此言大概不虚。且说当时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朱蓬仙的，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老先生的门徒。可是讲起《文心雕龙》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舛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然而，须知要举发这些错误，得“拿证据来”（胡适语），学生的笔记终不足为凭。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三十几条错误。蔡元培是内行，一看自然明白，可是他很难相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因为要预防教授们相互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部学生。众人顿时惊慌，害怕蔡元培真要考大家，又害怕傅斯年一个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校长前，每人分认几条，预备好了，这才进去。校长大人果然口试起来，分担的人就头头是道。考完之后，校长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学生们退出之后，个个大笑起来。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功课果然就得到了调整。
他一开口，就让学生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在他面前，学生们惊异得宛若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除了击掌嗟叹外，已经不敢置一词——
刘文典：为讲庄子而活着
由于曾当面顶撞蒋介石，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变成了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刘文典到了清华还是名人，很多学生都想见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刘教授。
开学了，上课了，课表上排的是刘文典大教授的课。许多人慕名而来，早早地在那儿候着了。门口一阵声响，进来的却是个穿得脏乎乎的半旧长衫的又干又瘦的小老头儿，憔悴得可怕。他和大街上要饭的并无两样，全不像一般清华教授那样的洋气潇洒。那瘦骨伶仃的样子，亦全无壮年人模样——这小老头儿，就是刘文典吗？这就是顶撞蒋介石的大名人么？他们打退堂鼓，许多慕名者已经预先准备好失望了。等他一开讲，众人才确信原来这果然就是那位和蒋顶撞的刘某人。
此人毕竟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留学日本几年下来，他已然通晓英、德、日、梵、波斯等多种文字。课堂上，他的声音总是尖锐而无力，如饥鼠寒猿。因为体弱，他总是坐着上课，双眼半眯，而后开口，然而，他一开口，就让学生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在他面前，学生们惊异得宛若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除了击掌嗟叹外，已经不敢置一词。正是这瘦骨伶仃的人，成了清华园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有时候，他彻夜用功，第二日上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但学生们却因此更加钦佩他了。
“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到了西南联大，还是财大气粗的清华来当家。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当然也仍然是很新派的。自此，白话文的作家是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原有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不算，还来了陈梦家、李广田，最让他来气的是还来了个沈从文。刘文典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公然讲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
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后来沈从文升教授的时候，刘文典还是老大不情愿，说：“我是他的老师，如果他都可以做教授，那我应该做什么!”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推出了十卷本《庄子补正》，轰动了学术界。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也自信不已，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其余半个……”其余半个呢？这就不好说了。
“对头教授”，同上一门《红楼梦》
除了讲《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亦是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对着讲《红楼梦》，和他唱对台戏。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下面除了有百十号学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后，此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此人就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尔后，吴宓日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要知道，刘文典可是他吴宓的对头呵。
确乎如此。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教学生写文章，授“观世音菩萨”五字
课堂上，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此情此境，此人此事，俨然是魏晋之遗风。魏晋风流，此之谓也。
(本版史料均摘自刘超著述《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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