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知县官位很低，只是七品，见了上司称“卑职”，在知县以上的官决不用这两个字。可是他在县里却大得很，审案时更威风，他代表国家，和现代法官座后立着国旗是一样的道理。打官司的原告、被告和证人等一概全得跪着，秀才以上得过功名的人可以长揖不跪，站着回话。衙门里唯一坐着的人是知县，审案时本该穿公服，长袍之外穿上外褂子，挂朝珠，戴红缨帽，有顶子，但在盛暑之际穿单的葛布大褂就行了，帽子是夏天戴的凉帽。只有知县的凉帽上有个圆顶子，别人的全没有——因为他们全不是有品级的正式公务员。我和陆奉初先生正动笔写一本清代服装的书——我们不敢和现代的专家们比，仅就所见及昔年家中旧存而写。在知县两旁有八个人，是书办、签押房和前稿后稿的仆人们。书办就是古称为“吏”的，梁山宋江当过恽城县的押司——也就是书办，他们各有专科，有管钱谷的，有管刑名的，也有管典礼的(考试、祭孔等)，所谓“六房”。签押房是知县的书房，也就是他的办公室，签押者签名画押是也。前稿和后稿是办公事的仆役，略似今之收发，但是很能赚外快，有的能比知县挣的还多。至于知县请的幕友是不在大堂上露面的，顾名思义，幕者站在幕后。因为知县是由进士出身(当然也有捐来的)，不明财税及司法等律条，得请位专家做顾问。幕友师徒相传，并无品级，全国各县幕友以浙江绍兴人占绝大多数。

清朝知县衙门

　　在公案两端各有一亲兵，这是知县的卫兵，每县有个一二十人。穿的衣裳是那时的制服，叫做号衣，是蓝色的。亲兵头缠黑布，是那时的规定，亲兵的打扮正是清代的军装。平定太平天国的湘军、削平新疆的淮军全是这份德行的打扮。至清末的新军就改了：穿西式军衣，可是戴红缨帽。

　　亲兵之旁，大概是衙役(也就是差人，至今香港仍叫派出所为差馆)。他们没有制服，便衣，戴上没顶子的官帽——夏天凉帽，其他三季红缨帽。

　　第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木牌，他是管带案的。您如果到各地城隍庙去看看，全有那么一个拿着牌子的鬼卒，不过在阴间这牌子换名为“领魂牌”。带案的左边是一位短装、拿着条红黑棍的人，他是喊堂威的，那棍并不用来打人，他戴的帽子特别高。

　　衙门厅堂的正中有一听审的牌子，表示现在是审理司法案件之时。审完，牌子搬走。人民可以来旁听，以资公开。

　　正坐衙门中间的是知县——县民和下属人等应称他为“大老爷”，文雅一点，称为“老父台”，他如出缺，应由县丞代理。

　　古时没有律师，只有代人写状子的讼师，很能策划，也能出坏主意教唆别人去打官司，人格和社会地位比律师差之万里。律师是为了保障人权，有古侠士之风，受人尊敬；讼师是只为钱，唯恐天下不乱。讼师不能上大堂去代当事人辩论，顶多站在人堆里旁听，有的人叫他们“讼棍”。

　　在知县大老爷的公案上有两个签筒，里头插着许多竹签子，干什么用的呢?这是打人用的，竹签上写着数目字是打多少板子的数儿。大老爷选定，抽出扔下堂来，差人捡起，高声唱出，证明不错。然后一个差人把犯人按趴下，褪下裤子，另一掌刑差人高举毛竹板(五六尺长)，叭的一声打下来，打在大腿的背面，并不真在臀部，免得受刑人没法子坐。打屁股也大有技术。有的被告料定要挨打，先花了钱送(红包)，打得响亮而受伤不重。也有那没花钱，或不肯花钱的，差人可以打得不出声儿(好像很轻)，但内伤很重。毛竹板又不只一条，厚薄轻重也各异，自可大动手脚。听说差人先要练习打豆腐，一板子打得豆腐挺响，可是表面不破、中心稀烂，才够上乘的功夫，不知确否，姑妄记之。我想这倒也和空手道的劈砖功夫差不多，也许练得出来。

　　前文提到秀才见大老爷可以不跪，那么如果大老爷要用刑讯呢，当然不能打屁股——当堂脱裤子太寒碜(失面子之意)，但是可以用戒尺打手心，两板儿就能肿起来，何况二十板是个平常数目。举人以上连手心也不能打了。

　　从前是刑求口供，古人也曾反对，说过：“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可得?”所谓“三木”是什么，一木是板子，那二木是夹棍和拶子。夹棍是两条大头的硬木(如枣木、榆木之类)夹在小腿二侧，有绳可以收紧，痛苦非常，受刑人事后站都站不起来，更别提走道儿了。拶子是许多小棍儿夹十个手指，也能落下终身残废。

　　妇女受刑不能打屁股，只能掌嘴，大概由稳婆(原是收生婆之意，后变为知县衙门的女验尸员，又兼上打女犯的差事)执行。古人对男女之别是十分地注重，不过听故老传言，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小白菜受的非刑极多，竟有烧红铁丝穿过乳房等，我可不信如此惨无人道之事会发生在读书出身的官员之手。

　　还有跪铁链一法，跪在地上就够难受了，跪在铁链上高低不平自更痛苦。听说还有把铁链烧红了叫人跪的，那更烫烂了膝盖。我想也许没这事儿，太缺德了。至于说还有天平架、老虎凳等等的体刑，我是没赶上过，想来即使有这些可恶刑罚，也不能用于公堂之上。最要紧的一点是知县如把犯人在堂上刑毙了，可也要大受处分，为了前程也不敢用刑太过。

　　从前打官司也可以上诉，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省(巡抚衙门，臬台衙门)，再而告京状(刑部)。杨乃武一案就是告了京状，可是和现在的审判不同。现代地院判死刑，高院因证据不足可能判无罪，对于地院法官并无影响。从前可不行，虽是刑讯，主审者可得绝对负责。上诉若得平反，认为冤枉，那初审的官员得革职查办。杨乃武一案经刑部判为无罪之后，一大群的省、道、府、县的官员，革职的革职，充军的充军，很是一场宦海风波，所以这故事流传至今，拍为电影。也正因为如此，又发生一大弊端，就是上峰维护下属，怕牵连受损的官员太多，明知其冤，也要他屈打成招，昧着良心说下属判的不错，宁可叫受冤人屈死一命，而不叫若干官吏断送前程。凡事利弊相乘，无法绝对地好，但是绝对地坏可办得到。

　　刚才说过对秀才不能打屁股，但是知县一怒可以通知教谕革掉功名。摘下帽上雀形顶子，就成了白丁，那就可以用毛竹板打了。听说从前各县专管秀才的官——教谕(又称教官，俗称学老师)——有打秀才之权，却是叫门斗(管门的工友)拿戒尺(硬木制，七八寸长)打手心。最可笑是张作霖在北京当大元帅时，有位教育部总长，因为常闹学潮，学生代表屡次到教育部去请愿，他挂了两条戒尺在二门口(第二道的大门)，恢复打手心旧制，也收了一时安定之效。

　　非刑逼供，受之者诬服含冤，加以上诉又官官相护，真是可怜可悲。但是若干天生的贼骨头，顽劣刁民，若是客客气气地问他，他一百个不承认，难道不该打吗?今日若干只犯违警而不犯刑法的莠民(冤枉的不算)，若被扣留几天，不痛不痒，反而省了饭钱，乐得休息几天，有何可怕?如按古法当堂打二十大板，立即开释，公家既省伙食开支，受刑者大概也不敢再领教这“笋烤肉”(竹板打屁股之意)的滋味了。

　　差人既非公务员，也无薪饷，就靠着敲敲诈诈来维持生活，极为人所看不起，可是一般人又怕他们。甚至他们的儿子都不许去参加初步的科举，政府也不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真是怪事。其中也有些能干的“捕快”，不亚于今日的侦探。那时知县可限日破案，违限要打，所以捕快挨同僚打屁股也是常事。到各乡去收钱粮(田赋)也是差人的职内之事，有时差人收不到，自向知县老爷请求赏面枷，他套在脖子上，再去挨家催讨。他说是被欠税人害的，正税之外还得赔偿他若干，大有油水。

　　清朝的一县内，知县是七品官，应戴金顶(实际上用铜做的)，可以向政府出点钱捐个五品衔，就可换戴全透明的水晶顶子，好和属下有点分别。县丞一员等于副知县，巡检一员是捕盗官(率领捕快)，典史(常误为典吏)一员是管监狱的，这些都是八九品的微官末秩，很难有出头之日。只要看看外褂的补子上绣的鸟儿就可知官位的尊卑：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全是好看的大鸟)……七品治鸿鹚(小水禽)，八品鹌鹑(无尾小鸟)，九品练雀(长尾小鸟)。可是您别瞧他们官儿小，各有各独立的小衙门。

　　知县的来源，二甲进士为榜下即用的知县。翰林院(略似今之“中央研究院”)三年一淘汰，谓之散馆。散出来的去吏部抽签，抽到哪省就去那儿当知县。举人三次会试不中，由王公大臣在吏部分班传见，每班十人，录取八人，要仪容端正、口齿清楚的，抽签分发各省去当知县，那些老、病、瘸、驼的请回原籍。军功出身的知县是因战争有功的文人(如营务处等)，由最高长官向皇上保举，也派为知县。捐班出身是向政府捐若干两助饷银(很贵)，政府赏一候补知县资格，去吏部抽签。

　　大省有几百县，小省也几十县，由中央分发来的知县太多，不能随到随补，只好叫他们等着，称为候补知县。清朝官员不能在他原籍的那一省做官，好处是为了避免人情的牵连，坏处是对当地情形不了解。候补人员并无薪水，要自筹生活费用，没门路的竟能空等上一辈子，也许偶尔有个机会去临时代理——顶多不得过一年。进士出身的就不同了，巡抚要优先补用他们。散馆的翰林更优先，外号人称“老虎班”，一到省府报到，马上要补缺，至于补的县份好坏要看各人的运气了。

　　现在的县要受议会的质询、审核预算等，从前的知县可简单得多，不过对地方有头有脸的大户绅士也得有个联络，便于推行政令。绅士们自然更愿意结交官府，有助于他的声势。

　　至于弄钱，从前是从税收中提出一定的奖金，用不着贪污。在那肥缺大县为官日久，自可剩下不少，所谓“官久自富”是也。

（摘自《老盖仙谈民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 月版，定价：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