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会有一批奇人异士走上历史的前台，明末清初也不例外。不过，对张竹坡而言，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已渐行渐远，因朝代鼎革而带来的风云激荡也早已尘埃落定。康熙皇帝的个人统治虽然刚步入轨道，但清朝廷对于思想文化的整肃已初露端倪。晚明士人的自由放任与行为狷介也显然不再适合这个“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张竹坡正是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年代开始了自己不合时宜的人生旅途。

　　张竹坡曾以评点“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而名动一时，但是他的身世却鲜为人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身世卑微，另一方面，他评点稗史说部本来即是正统儒生所不屑为的事情，而他评点作为“淫词小说”之首的《金瓶梅》，更是为其家族和后人所不齿、难容，以至张氏族人对他讳莫如深。这种状况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而距离张竹坡离世已经过去二百八十多个年头了。

　　张竹坡祖父张垣系崇祯年间的武举，坦率旷达、轻财仗义，曾参谋南明江北四镇之一高杰的军机，后与高杰一起为叛将诱杀。张竹坡的大伯父张胆，与张垣同年中崇祯年间武举，明亡后降清，官至督标中军副将，加都督同知，后解甲归田，蛰居故里三十七年。竹坡的二伯父张铎，自幼能诗善书、颇具胆识，为殉国的父亲扶柩归葬，被誉为张氏白眉。竹坡的父亲张志羽终身未仕，为人通达洒脱、淡泊名利，一生怀有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情，这种感情在其诗文中多有流露。张志羽相当开明，自己广结宾客、诗酒逍遥，对儿子的志趣亦不加约束、任其发展。深厚的家学渊源，使张竹坡自小具备很高的文学鉴赏能力，尤其对《水浒传》、《金瓶梅》之类的稗史小说有浓厚兴趣。张氏一门虽为明朝旧臣，但到了竹坡这一代，民族仇恨已逐渐淡化，张志羽固然尚有遗民之志、且不屑仕进，但他也知道大势已去，并不希望儿子步其后尘。

　　张竹坡的童年在衣食无虞的状态中度过。传说竹坡出生，其母尝梦见“绣虎跃于寝室，掀髯起立，化为伟丈夫”。这种附会本不足为凭，但是其胞弟张道渊在《仲兄竹坡传》中大事渲染，他自己也引以为傲，在诗文中屡屡提及，以虎寓志。此时的张竹坡心高气傲、率性而为，显示出喜爱交游、不甘寂寞的才子本色。他偏爱说部、讨厌时文，正发轫在此时。自谓“少年结客不知悔，黄金散去如流水”云云。

　　张竹坡遭受初次人生重创在十五岁那年，遵循父愿第一次参加南京的乡试，结果是铩羽而归。更让竹坡难以接受的是，乡试返回老家不久，父亲突然谢世。张竹坡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想要摆脱尴尬的生活状态，唯一的出路仍然是考取功名一途。举业之于他们，一方面是精神归依，另一方面也是利禄所系。精神归依有时候倒未必需要看得太重，但吃饭穿衣则诚不可废。康熙二十六年，张竹坡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同样以失败告终。不久，竹坡迎娶刘氏，身上的担子显得更加沉重。责任的压迫与失意的情绪，从竹坡其后所写的《乌衣记》一文中看得分明：

　　矧予以须眉男子，当失怙之后，乃不能一奋鹏飞，奉扬先烈，槁颜色，困行役，尚何面目舒两臂，系五色续命丝哉。嗟乎，吾欲上穷于碧落，则玉京迢递，阊阖迥矣；吾欲下极于黄泉，则八荒杳茫，鬼磷燃矣。陟彼高冈，埋苍烟矣。溯彼流水，泣双鱼矣。思之思之。

　　十九岁的竹坡写出这样的文字，不乏那个年龄所特有的夸张与虚饰，而他敏感的个性与慨叹世事的种种感受，也因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

　　从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二年，张竹坡先后两次考场失意。此时，家庭生活捉襟见肘。第四次落第的那年初秋，竹坡忙中偷闲去了一趟北京，他想借此散散心，也是为了广交文友、扩大自己的影响。出游的缘起，张道渊在《仲兄竹坡传》记述：“一日家居，与客夜坐。客有话及都门诗社之盛者。兄喜曰：吾即一往观之，客能从否？客方以兄言为戏，未即应。次晨，客晓梦未醒，而兄已束装就道矣。”竹坡风尘仆仆所要赶赴的“长安诗社”，每次聚会颇具规模的。竹坡抵达北京后不久，即在诗社的活动中大出风头，在极短的时间内“长章短句，赋成百有余首”，迅即在诗人荟萃的京城拔得头筹。

　　以后的岁月里，张竹坡常在自己的诗文中回顾那段昙花一现的风光，自豪于自己“廿岁文章遍都下”。但是，竹坡在北京盘桓了半年左右，终于发现所谓的“竹坡才子”云云，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个毫无现实意义的虚名，并未给自己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依然怀才不遇，依然穷困潦倒。临近岁末，竹坡在一种怅然若失的心绪中返回了故里。这次北游虽然没有给竹坡的生活带来任何实惠，却让竹坡的眼界更加阔大了，胸怀也比过去旷达了不少。他在《乙亥元夜戏作》小诗中写道：“去年前年客长安，春灯影里谁为主。归来虽复旧时贫，儿女在抱忘愁苦。吁嗟兮，男儿富贵当有时，且以平安娱老母。”陶醉在天伦之乐中的竹坡似乎已经认识到了命运的强大，开始以现实的眼光看待问题，并尝试着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

　　此时，“文字狱”尚未拉开帷幕，但文网之严密却渐成规模，著书立说自然要冒很大风险，评点前人著述则相对安全一些。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而言，批书虽然没有著书来得直接、来得痛快，却未免不是一条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渠道。竹坡坦露，他本来是“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的，眼前既然有了《金瓶梅》这样一部现成的寓言说部，又何必舍近而求远呢？虽然自己并没有著书立说，但“一者可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同样能够达到“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的效果。

　　《仲兄竹坡传》载，张竹坡身体虽然不好，但“能数十昼夜目不交睫，不以为疲”。所以，他评点《金瓶梅》用时极短，可谓“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这固然可以归结为竹坡的一腔炎凉痛恨积于笔端，到了不能不发的程度。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开宗明义将《金瓶梅》放到与《左》、《国》、《庄》、《骚》等传统经典同等的地位。他非但旗帜鲜明地批驳了《金瓶梅》是淫书一说，更公然宣称它“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认为《金瓶梅》的写作初衷乃是“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金瓶梅》的作者之所以要写作这部“世情书”，首先是因为他“必于世亦有大不得意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目的是“以为后世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竹坡显然是将自己当作了《金瓶梅》作者的知音。从某方面说，这是一种再创作，借题发挥，其评点文字本身即具备了独立价值。

　　《金瓶梅》评点成书之后，竹坡将自刊本载之南京销售，迅即在南京掀起了一片抢购热潮，甚至还出现了“远近购求”的盛况。张竹坡的评点非但使得《金瓶梅》一书的流传更加广泛，竹坡本人的“才子”之名亦得以传遍白下，各地的文人名士纷至沓来，以结识这位以金圣叹传人自居的“竹坡才子”而引以为荣。竹坡在南京期间还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乡试，仍然以失意而告终。不过，尽管《金瓶梅》评点自刊本为竹坡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但手上一旦有钱的张竹坡迅即过起不计后果、率性而为的富家公子生活，以致颇为丰裕的收入，也仅能勉强支撑日常开销而已。

　　为了让《金瓶梅》评点本销售更广，张竹坡先后游历了扬州、苏州等地，结识了一大批当地的文人雅士，与他们彼此唱和、过从甚密，大有一遂平生之志的感觉。在扬州，他结识了文坛耆宿张潮，二人结为惺惺相惜的忘年知己。张潮为竹坡的新书作序，竹坡则参与了张潮的清言小品《幽梦影》的评点，批语达八十三条之多。同样是一种自说自话，如果说竹坡评点《金瓶梅》是出于一腔炎凉，痛恨积于笔端而不得不发，那么，他评点《幽梦影》则充分展示了自己本色的人生志向与生活情趣。比如，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诗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玑锦绣誉之，则又何也？”竹坡批曰：“不文虽穷可鄙，能文虽富可敬。”这些批语不仅巧妙地拈出张潮清言中所蕴涵的思想精髓，更将竹坡本人不假掩饰的本色个性展露无遗。

　　从康熙三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七年，张竹坡辗转在南京、扬州和苏州之间，推销他的评点本《金瓶梅》。正是在这个时候，竹坡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举动，他决定放弃经济收益，将剩余的书籍全部托付给他人处理，自己单身一人北上效力于永定河工程，以另图进取。治理永定河的水患是清初政府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大事之一，朝廷每年都要在河工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治理河务而出人头地者不计其数，即便是张氏族人以出力河工而发迹者也不乏其人。竹坡之所以北上效力于永定河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不过是仿效自己的族人，实是在科举一途难以走通境况下的另辟蹊径。

　　竹坡以一介文人转而效力于永定河工次，显然还另有一些更为微妙的深层原因。这固然可以归结为竹坡有着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另外，恐怕与他评点《金瓶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无关系。从大的社会环境看，朝廷已三令五申，严行禁止各种“淫词小说”的刊刻与传播，竹坡岂能坐视无睹？从张氏家族的反应看，他们更不会容忍竹坡这种有损家声、且极有可能会危及到整个家族的行为。竹坡自从将《金瓶梅》评点本载之金陵销售，一直到他骤然谢世，其间有近三年的时间没有返回家乡。仅仅用一个忙于《金瓶梅》评点本销售的借口，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张竹坡客居苏州时写过一组小诗《十一草·客虎阜遣兴》，其中一首写道：“故园北望白云遥，游子依依泪欲飘。自是一身多缺限，敢评风土惹人嘲。”抒发了一种有家难归的情怀，同时也对自己“一身多缺限”的境况充满了自怜与自嘲。他的决定，既是为了迎合主流社会的需要、以力图做些“正事”来改变自己的叛逆形象，同时却也未必不是为了尽快衣锦还乡，以转圜自己与张氏家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张氏族人对待竹坡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不管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他们不仅一直对他的著述与事迹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甚至还多次对其族谱与传记进行增删变易。道光二十三年，族人重修家谱，完全删除《仲兄竹坡传》一文，对他评价：“恃才傲物，曾批《金瓶梅》小说，隐寓讥刺，直犯家讳，非第误用其才也，早逝而后嗣不昌，岂无故欤？”

　　康熙三十七年秋，正在永定河工程效力、且满怀期望以一种崭新面貌示人的张竹坡突患重病身亡，走完了短暂而又落寞的一生。时年29岁，仅留下四子书一部、文稿一束、古砚一枚。竹坡去世时的景况，张道渊在《仲兄竹坡传》中有详细描述：“工竣，诣钜鹿会计帑金，寓客舍，一夕突病，呕血数升。同事者惊相视，急呼医来，已不出一语。药铛未沸，而兄淹然气绝矣。”竹坡此前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他的伯父很早告诫过他：“侄气色非正，恐不永年，当善自调摄。”但身在永定河工次的张竹坡并不在意，昼忙公务夜勤读书，恐怕这正是诱发他急症发作的主要原因。骤然身亡，未免令人扼腕叹息。

　　张竹坡谢世多年后张氏族人重修家谱，胞弟张道渊开始尽力搜求张竹坡的佚稿，并着手写作《仲兄竹坡传》。他对胞兄这样评价：“兄一生负才拓落，五困棘围，而不能搏一第，赍志以殁，何其阸哉！然著书立说，已留身后之名，千百世后，凭吊之者，咸知竹坡其人。是兄虽死，而有不死者在也。”张竹坡的命运与其说是天意，不如说是人意——他的遭遇不过是“千古才人”共同遭遇的缩影，而早逝也正是对他不幸人生的一种提前解脱吧。（本文涉及的有关张竹坡生平与著述的资料，均采自吴敢先生著《张竹坡与金瓶梅》《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二书，谨在此向吴先生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