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和安乐而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当代活得好好的文人来讲，不存在安乐死的问题，倒的的确确存在着安乐而死的忧虑。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基础。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太饱暖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谓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安乐而死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无数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但没有一位比他更幸运。很长时间内，中国索隐派红学家，认定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因为他的确也是一位特别多情，特别浪漫的富贵公子。在文学史上，有人可能风流，可并不富贵；有人可能富贵，但并不风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讨不来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写得很烂。唯这位纳兰性德，却是兼而有之的幸运儿。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姝，而宫禁森严，竟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去。”（蒋瑞藻《小说考证》引《海沤闲话》）

　　不过，优裕的物质环境，优雅的精神世界，优容的贵族生活，优渥的政治待遇……对于这位出自满洲贵族家庭的诗人来说，幸乎，不幸乎，真还得两说着。尽管老天给他的风流很多，给他的才华也很多，但是留给他享受爱情，挥洒文采的日子却很短很短。也许他意识到上帝的吝啬，所以，他的《饮水词》，“哀感顽艳”，确是一部“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张秉戌《纳兰词笺注》）

　　然而，实在令人非常伤感的是，生于1654年，死于1685年的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活了31岁。

　　在北齐颜子推的《颜氏家训》里，也谈到这类因快乐而死的现象：“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簸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他又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

　　颜子推本是南朝人，曾为梁湘东王萧绎的常侍，后因侯景之乱，先流落西魏，后滞留北齐。齐亡入周，周亡入隋，历仕四朝，可谓历经战乱变故，阅历人世艰辛。特别是他亲眼目睹故国的兴起衰微，亲身感受建康的繁荣没落，对于他的那些耽于安乐，也死于安乐的家乡同胞，不胜感慨之至。“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由此可见，过于幸福，过于美满，过于无忧无虑，过于安逸享受的“沃土”，对于文人，对于文学，未必太值得额手称庆。

　　安乐，也许并不见得必死，但太安乐了，对于作家来说，他人是死不了的，但他的文学则是非死不可，而且是死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