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祭堂内的孙中山坐像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后，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榇抵达中山陵

奉安大典上的宋庆龄

扛夫奋力将灵榇抬上中山陵最后一段台阶

    今年6月1日是孙中山奉安大典80周年，届时，南京中山陵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邀请到北京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将赴南京出席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有关活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先生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8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忆那段历史、那些往事，深深地缅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编者

巨星陨落

    20世纪初年，中国政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成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然而，持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并非朝夕之间便可结束，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持续经年，难得平息。而身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人物，自然非孙中山莫属。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特致电孙中山，邀请其前来北京共商国事。尽管当时形势复杂，孙中山还是由宋庆龄陪同冒险北上，试图为实现国家统一寻找出路，于12月4日到达天津。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政局突变，军阀段祺瑞、张作霖进入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由段祺瑞担任“总执政”，冯玉祥却被排挤到张家口去了。

    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就与张作霖会谈了一个下午。由于旅途劳累，孙中山晚间突发高烧，肝痛剧烈，颓然病倒。经德国医生主持会诊，认为是“肝脏瘫疡”，必须进行手术。但因孙中山身体过于虚弱，随行人员谁也不敢发表意见，就连宋庆龄也心乱如麻、没了主意。最后，还是孙中山自己决定，同意施行手术。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协和医院手术室。当医生打开腹腔时，惊讶地发现“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立即取出活体标本进行化验，结论是：“其症名曰肝癌，允为不治之症”！事已至此，医生也毫无回天之力，在清除了肝部的淤脓之后，只能重新缝合。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三月中旬，本应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天却突降飞雪，上苍似乎也为伟人的去世而悲哀。

营建中山陵

    孙中山生前曾经表示，希望去世后能够葬在南京。那是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向参议院行辞任礼。当天，他在卫士陪同下到南京郊区的紫金山打猎。在南山临时休息的时候，孙中山环望四周，见天高云低，山青水碧，松柏繁茂，景色宜人，不禁赞道：这可真是一个好地方，我死后如果能葬在这里就好了。如今一代伟人终于辞世，国民党决定遵照他的遗愿，将南京紫金山选为墓地。由于陵园建设不是能够马上完成的事情，因此治丧处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石龛内，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

    孙中山的灵柩暂时安放于碧云寺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25年4月4日，由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推举12人组成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4月18日，在上海成立负责具体工作的葬事筹备处。根据孙中山的遗愿，墓地自然应在南京紫金山。宋庆龄与孙科在筹备委员陪同下对紫金山多次进行实地踏勘，最终选定中茅山南坡作为墓址。

    5月15日，葬事筹备委员会通过媒体公布了《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同时明确提出，陵墓的建筑应遵循简朴、庄严、坚固的基本原则，避免奢侈华贵，整体建筑预算费用以30万元为限。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收到四十多份应征图案，从9月22日至26日，所有应征图案均在大洲公司三楼公开展览，葬事筹备委员会还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欢迎各界人士参观评点。这是中国建筑界空前的大事，一时人流如潮，平均每天的参观者均在千人左右。

    9月27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最终认为，头奖吕彦直的设计“简朴典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从而一致决定采用他的方案，并聘请其为建筑师，主持计划建设详图及监工事务。此后，吕彦直立即赴南京进行实地考察，并赶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绘制完成全部工程详图，以作为招标施工的依据。

    按照最初的设想，中山陵应在奠基后一年内完工，于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之际安葬遗体。但由于工程的艰难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所料，再加受战乱影响，中山陵的工程进展缓慢。从1926年1月15日开工，直到1929年春天才大致完成。而孙中山遗体移灵的时间，则是一再更改。

    1929年1月，专门负责孙中山遗体安葬的“奉安委员会”正式成立，由蒋介石任主席委员，孔祥熙为办公室总干事，下设总务、财务等各组。（据《辞海》所释：君父下葬，称为“奉安”，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其遗体安葬赋以“奉安”之礼。）

    此时，中山陵的建设已经接近收尾，又特地在南京为奉安大典修筑了一条“迎榇大道”。这条大道自长江南岸的下关码头直达中山陵，全长15公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尤其是从一月中旬开始，雨雪持续下了将近半个月，直接影响了工程进度。因此，奉安委员会不得不再次将“奉安”的时间改为1929年6月1日。

    1929年5月，中山陵的建筑以及相关工程终于相继竣工。万事俱备，只待那场旷世大典如期拉开帷幕了。

捷克雕塑家设计卧像

    在建造中山陵时，筹备处决定在中山陵墓室内放置一尊可供人瞻仰的汉白玉孙中山卧像。鉴于当时中国的雕塑技术落后，中山陵修建委员会向国外公开招标，主要面向英美雕望家。1928年，经委员会与国内雕塑专家评审，捷克雕塑家高崎的设计图形方案最终中标，修建委员会即向他提供材料，开始制作。

    经过将近一年的制作，白色大理石中山仰卧像制成。该像与孙中山实际身高大体一致，中山先生着中山装，两手合放在胸前，双脚自然并拢，眼帘轻轻垂闭，面容安详慈善，似乎是在革命忙碌之余，暂得片刻休息。中山先生脚边雕刻有一束素洁白花，象征着干百万谒陵者对中山先生的无限敬意。

    1928年，孙中山先生的灵寝设计方案中，除了墓室仰卧像，还要求设计便于祭祀的灵堂中山坐像。由于灵堂中的坐像供人们祭祀拜谒，设计要求较高，中山陵修建委员会仍然决定在国际范围内公开招标。波兰著名雕塑家保罗·兰窦斯基最终中标。

    保罗·兰窦斯基是位严谨的艺术家。他看了中国提供的白色大理石材料，认为质地较软，易受酸性水气腐蚀，提出应该用世界上最好的雕塑材料——意大利白石雕琢。中山陵修建委员会也倾向于使用传统的意大利白石材料，这种材料质地细腻坚硬。坐像体积比仰卧像大一倍，工程进度较仰卧像制作时间要长。

    直到奉安大典的第二年，即1930年10月，保罗·兰窦斯基才在巴黎的工作室完成孙中山坐像雕塑，随后用船运往南京。1930年11月，在中山陵祭堂举行了坐像落成典礼。坐像供奉在祭堂中央，高4.6米，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双脚并拢，正襟端坐，膝上摊着展开的文卷，双目凝视前方，似在聚神沉思建国方略。底座四侧，还镌刻着反映他革命活动历程的浮雕。

奉安大典中的若干细节

    北平距南京上千公里，这般遥远的路途，如何安全稳妥地运送孙中山的灵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奉安委员会根据不同路段的具体情况，安排了不同的运输方式和相应的运输工具。

    第一路段是从北平西山的碧云寺至前门的火车站，采用人力。这一路段原本计划使用汽车，但需要事先对碧云寺至西直门长达48华里的马路进行彻底大修，时间紧迫，难以实施，最后还是“决用杠夫奉移”。迎榇专员办事处最终选定专营“红白喜事”的西长安街日升杠房，雇用杠夫共分3班，每班除64名杠夫外，还有拨旗夫、拉幌夫、以及负责遗像亭的夫役等等，总人数为283名，一律着蓝白两色的统一服装。在整个移灵“奉安”过程以及南下途中每一次更换交通工具、直至最后将孙中山的棺椁安放入墓，均由他们负责。

    第二路段最长──由北平前门火车站至长江北岸的浦口，采用火车。按常规，自北平至浦口，有现成的北宁、津浦铁路可走。但是由于1928年5月日本野蛮制造“济南惨案”并占领济南，造成南北交通阻断，因此，最初确定的移灵路线不得不绕道平汉路、陇海路再转津浦路南段。

    5月26日，孙中山灵榇南下一共动用了九组专列。其中的第六列为灵榇专用的灵车列车，共挂15节车厢。第六节是特地改制的专用车厢，承载孙中山灵榇；它前面的第五节车厢属宋庆龄专用；第七节车厢属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孙科子女专用；此外还有迎榇专员办公车厢、送殡来宾车厢、卫士和杠夫车厢等等，在这趟列车上，还专门配备了无线电台。

    5月26日，第一列迎榇宣传车上午9时由前门开出，最后一列随员来宾车于下午6时30分由前门开出。灵车列车于下午5时由前门车站正点发车，在沿途的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泰安、兖州、临城、徐州、符离集、蚌埠、明光、滁州等站均作停留，接受官民祭拜。直至5月28日上午10时，方才抵达浦口。

    如此庞大的专运列车编组，在中国铁路史上应是空前的。

    第三路段自浦口过长江，采用军舰。承担这一水域灵榇运输任务的是海军威胜军舰，该舰早已在5月中旬调至浦口附近江面停泊，并按统一要求进行了装饰布置，海军第二舰队负责江面的警卫。5月28日中午，承载灵榇的威胜舰缓缓驶往下关，舰上的海军军乐队高奏哀乐。当时参加仪式的中国海军“通济”、“楚有”、“豫章”等舰艇均在江面列队拱卫，包括参列的日、英、法等外国舰船，一律降半旗致哀，并鸣放礼炮。

    第四路段自下关中山码头至中央党部、再至中山陵，采用汽车。5月28日12时10分，威胜舰抵达下关中山码头。灵榇上岸，由北京杠夫抬入灵车，在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以及孙中山家属，均亲手扶棺奉移。那辆加长的灵车是特地向美国纳喜车行定做的。灵车沿新修成的迎榇大道缓缓而行，下午3时15分抵达中央党部，仍由北京杠夫将灵榇移入祭堂。

    接下来的三天为公祭日；5月31日下午6时举行封棺典礼。

    6月1日是正式的“奉安日”，由中央党部至中山陵的路段仍由汽车载棺。凌晨2时，相关人员齐集，4时起灵。男宾执绋而行、女宾乘车随行；前面有铁甲车及骑兵连开道，两侧有200名军校学生组成护灵团护卫；各机关团体的送殡队伍在指定地点陆续加入，形成一个长达五六里的庞大队伍，而沿途观瞻的民众竟有50万人。

    上午9时，灵车抵达中山陵石级前的广场。

    第五段、也是最后一段路程：自广场至墓室，仍用人力。9时20分，灵车停于亭式的灵舆前，由杠夫将灵榇移入灵舆，起杠上行。由于台阶陡长，行进十分吃力，杠夫需竭尽全力。至祭堂前的平台后换用小杠，将灵榇移入祭堂。在那里，举行了奉安典礼。礼毕，仍由杠夫将灵榇移入墓室安放。随后，参加奉安典礼的全体人员最后入墓瞻仰；接着，宋庆龄率孙科夫妇等家属亲手关闭墓室大门。

    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中，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第一次是5月26日零点正，从孙中山灵榇自碧云寺起灵时开始鸣炮101响；之后，在26日下午灵榇抵达前门东车站、28日上午灵车抵达浦口车站、威胜舰载灵榇过江、以及6月1日正式“奉安日”凌晨灵榇自中央党部移上汽车的时候，均鸣炮101响。

    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鸣炮，是在6月1日正午12时，那是孙中山灵榇入墓安放──即“奉安”的时刻。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3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3分钟志哀。而12时整，狮子山炮台开始鸣炮，共101响，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孙中山的灵榇已经进入了最后安放的地点。

    至此，这场规模宏大的“奉安大典”终于宣告结束。

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

    “奉安大典”虽曾留下十分详尽的历史资料，但也难免遗有漏缺。在自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暂厝碧云寺到1929年奉安大典这四年多时间里，有许多关于遗体的传说真假参半，给后人留下不少难解的谜团。

    据资料所载，孙中山的遗体曾经数次改殓易棺，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五殓四棺”——所谓“殓”，是指逝者的遗体穿衣入棺，实际上，若将每次易棺算作一殓，孙中山的遗体应为“六殓四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当天，遗体便被送往协和医院，进行病理解剖并予以防腐处理。手术于3月15日完毕，上午10时举行“小殓”，按照民国礼制，身着大礼服、头戴礼帽、足穿皮靴，然后移入棺内。

    孙中山生前曾经说过，自己逝世后，希望能像苏联领袖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国民党便与苏联政府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政府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20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水晶棺尽管未用，仍应算作“第二棺”。

    孙中山灵榇按原定时间于4月2日移往碧云寺，放入金刚宝座塔的石龛内。同时，又由协和医院另外制作中式新棺。4月5日清明节，有关人员打开美式沉香木棺，将孙中山的遗体用中式新棺重新装殓。这具棺椁为楠木材质，内壁用耐腐蚀的铝材制作，棺内满盛福尔马林药水，浸没遗体，以达到防腐的目的。棺椁上部装有玻璃盖罩，以便观察内部情况，其上再覆盖楠木棺盖。装殓完毕后，重新放回石龛内。这是孙中山遗体的第二殓，中式楠木棺为“第三棺”。

    接下来的故事极为惊险曲折，而且迷雾重重。

    那段时间，中国正在经历持续不断的战乱，北京西山一带治安不好，常有散兵滋事捣乱。此外，有传言说张作霖、张宗昌认为孙中山停灵的地方风水好，以致北伐军连打胜仗，因此只有焚尸方能破解。守灵人员得知消息，紧张万分。

    据当时担任守灵负责人的李荣事后回忆，他曾前往协和医院向院长刘瑞恒求助，打算把孙中山的灵榇转移到协和医院保存，刘瑞恒认为不妥而没有答应。李荣只好请刘瑞恒开列防腐药水名称，自己前往德国药行购买，同时将存放在中法中学的那具沉香木美式棺（即前面所说的“第一棺”）运回西山。

    1927年11月25日深夜（实际是26日凌晨）2时半，守灵人员秘密地将孙中山的遗体从楠木棺（即“第三棺”）移入美式棺（即“第一棺”），用棉花药水包裹防腐，藏到碧云寺内东侧水泉院的山洞内，以防不测。这是孙中山遗体的第三殓。

    1928年初夏，张作霖败退东北，于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6月7日，守灵人员将孙中山遗体重新移回楠木棺（即“第三棺”）。这是孙中山遗体的第四殓。

    如果仔细琢磨，这段“史实”似有许多疑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使用福尔马林保存遗体，不仅需要特殊材质的容器，还得由专业医务人员配置操作才行。这样的工作，是军人出身的守灵人员所难以完成的。更不必说“用棉花药水包裹防腐”了──如此处理方式，遗体难免会接触空气，怎能保持原样？

    在奉安大典完成后出版的《总理奉安实录》一书和2001年8月出版的《香山公园志》中，均没有关于孙中山遗体移藏水泉院的记载。作者曾与香山公园有关人士探讨当年守灵人员移灵的情况，他认为不太可能。别的不说，仅看水泉院的那个山洞，虽环境幽静，却并不深邃，即使勉强移灵，把遗体藏在与金刚宝座塔这么近的地方，不但未必隐蔽，反倒有欲盖弥彰之嫌。“移灵”一说，也许是守灵卫士无奈之中想出的计策：故意散布传言，让人以为孙中山的遗体已经不在碧云寺了，以此转移视线。

    当然，这些只是推测。毕竟时隔80多年，历史的真相难免益显模糊了。

    1929年5月，南京政府正式拉开奉安大典的帷幕。5月20日下午2时，孙科与协和医院的史蒂芬医生来到碧云寺，在守灵人员协助下，将中式楠木棺（即“第三棺”）内的防腐液放净（有关资料记为“保护油”，这一细节表明，孙中山的遗体是浸在棺中的防腐液即“保护油”里的），史蒂芬将遗体揩净后用白色绷带包裹周身，然后移入美式沉香木棺（即“第一棺”），暂时重新放回石龛之内。这是“第五殓”。

    22日晨7时，迎榇专员指挥守灵卫士将灵榇移到金刚宝座塔前下方的普明妙觉殿。8时许，宋庆龄等人赶到，由史蒂芬医生及助手、护士将遗体以白绸裹缚，并为孙中山理发、更衣。原来是准备穿中山装的──这是最恰当的方案，但医生比较有经验，说人的遗体长度比生前要缩短好多，中山装需要身架雄伟，并不适用。所以，最终是仿照回教葬礼的方式，内裹白绫、外着长袍马褂。

    更衣完毕，在宋庆龄等家属的守视下，由孙科等人将遗体移入另一具新棺──特制的美式铜棺。这具棺椁是1925年决定将孙中山土葬之后，治丧处特地向美国订购的，早在1925年8月便已运抵上海，存放在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内；1927年5月转运至南京；1928年12月运抵北平。此为孙中山遗体的第六殓、“第四棺”。

    11天后，这具承载孙中山遗体的铜棺安置于南京中山陵。

四具棺椁的最终归属

    孙中山所换下的衣物置于中式楠木棺（即“第三棺”）内，依然存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石龛内，作为“孙中山先生衣冠塚”，供后人瞻仰。而奉安时停灵的普明妙觉殿则辟为“总理纪念堂”；1956年以后改为“孙中山纪念堂”，那具苏制“水晶棺”（即“第二棺”）便存放在纪念堂内。

    如此，孙中山使用过的四具棺椁中，三具已有归处，惟有那美式沉香木棺（即“第一棺”）却似乎不明去向。据有关资料说，1929年7月，曾特地在紫金山麓的小茅山万福寺设立了一个“奉安纪念馆”，展出与奉安大典有关的文物及各界赠送的礼品，那具美式沉香木棺（即“第一棺”）也陈列其中。但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纪念馆被彻底破坏，所有物品全然流失而不知下落，其中也包括那“第一棺”。

    不过，多年以后，居然出现了一丝线索。

    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于1961年去世。他的长子梅葆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国务院派专人陪同我到宽街附近的一处棺木经营处，经管理人员介绍，有一口茵沉木的棺木是当初为孙中山先生准备的，后来苏联派人送来了水晶棺，就没有用上，一直存放至今，上级指示任何人不能随便使用。现在得到周总理的亲自批示，给梅院长安息之用。”

    文中的“茵沉木”也许是“阴沉木”之误，与“沉香木”显然有很大区别。当然，这些细节差异无关紧要，如果梅葆琛的叙述属实，那孙中山的“第一棺”也算适得其主了。

奉安大典中的宋庆龄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宋庆龄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忠实地追随自己的丈夫，即使历尽苦难、出生入死，也在所不惜。然而，当孙中山的身影突然消失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娇小的女子并非想象的那样柔弱。

    在孙中山永远离开以后，宋庆龄所遭遇的处境比以往更加凶险，但她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立场。她曾全力支持“五卅运动”和由其引发的省港大罢工，立场鲜明地痛击企图分裂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右派，致力于北伐战争……1927年7月，她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坚决与背叛革命、公开反共的蒋介石、汪精卫决裂；并向新闻界公开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于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为彻底打破蒋介石企图利用孙中山及自己的影响以实现专制独裁的阴谋，宋庆龄毅然决定流亡国外，先去苏联，后移居德国柏林。

    当她接到关于参加“奉安大典”邀请的时候，并不感到意外。很明显，蒋介石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捞取政治资本，宋庆龄如果回国，等于从某种意义上承认蒋介石是孙中山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但是，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她又不能拒绝参加大典。宋庆龄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她当即决定回国。不过，在动身之前，她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断然发表《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宣称：“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声明，我坚持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在那个声明中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被解释为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在国民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

    这一声明，对于蒋介石企图有所利用的幻想无疑是极大的打击。

    1929年5月，宋庆龄取道苏联经满洲里归国，于5月18日晚6时乘火车抵达北京（当时已改称“北平”）。下车后，不接见任何外人，由孙科夫人陈淑英陪同，从站台上直接乘汽车至西山碧云寺。到达孙中山灵前时，宋庆龄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手指着棺椁，卫士明白她的意思，连忙轻轻揭开覆盖在棺椁上的国旗，透过玻璃棺盖，宋庆龄再一次看到了丈夫的面容，禁不住放声痛哭，抚棺连呼：“总理，我在此地，你哪里去了？”陪同人员无不下泪。

    此后几天，陆续举行改殓、公祭、奉移典礼，5月26日，宋庆龄随灵车南下。28日凌晨3时40分，车抵蚌埠，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在向灵车致礼后，特地登车拜见宋庆龄。

    然而宋庆龄绝不给蒋介石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尽管蒋介石已经为她安排了舒适的住处，妹妹宋美龄也竭力挽留，但在奉安大典结束后的当晚，宋庆龄就乘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