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均由中央依籍贯回避的原则任命，说白了就是所有的地方官全不是本地人。为此，各级地方官员在职期间的住房，皆由国家提供，并且都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通称官舍、内衙或私宅，照例都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古人常用“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徒有虚名、实受监管。像这种情况，衡州官府就不给他提供住房。老百姓听说后，各自带上砖瓦木料，以最快速度替老宰相盖起两间“经济适用房”。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最终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因为没有居住官舍的资格，只得在衙署外借住民房。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也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所有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待官员调任或退休时，都要按清单归还。《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用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江宁府吏来王家追讨，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因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赤脚登上这张藤床，偃卧良久。吴夫人一看，马上命人将床还给公家。

    《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唐语林》卷七记，永宁坊有一幢被风水先生称为“金盏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锷、韩令弘等许多大臣住过，可知这都是与职务相关的待遇。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下敕在长安亲仁坊南街建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长安“房”贵，白居不易

    隋唐时期的京都长安，办公区与生活区有了更加明确的划分。凡百官衙署，大都建造在皇城里，官员们的住宅则分布在皇城外郭城内的居民区内。假如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在京城当官，在长安又无祖业，就得自己掏钱为“长安居”之“大不易”埋单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买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病假，同僚宋璟、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宰相睡在用竹片编成的破旧床垫上，门无帘箔，碰到刮风下雨时，就用条席子挂在门上遮挡。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据《旧唐书》卷一二四所记，可能是因为中心地段房价太贵的缘故，所以姚崇在京的住所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倒在旅店里。玄宗得知情况后，下令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中为他开了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觉得宾馆太豪华了，不敢居住。《长安志》介绍唐朝都城名人居所时，谓兴宁坊有姚崇宅，并特地指明此乃国有资产。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崇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住旅馆的苦恼。

租屋而居的烦恼

    唐朝一般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房的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其中尤以宋朝最“悭”。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在京都任职却无私第的官员，皆租屋而居，虽宰执大臣亦然。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房管局”的房子。他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这位与副宰相平级的大员居然借居在弯曲的巷子里，皇帝的乘轿都抬不进去。

    然而，不向京官提供住宅的制度，虽然能节省支出，但却增加了工作上的不便。叶梦得《石林诗话》称，有时候，宰相已下班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紧急公文需要办理，按制度还得军政两府（即宰府、枢密院）的首长连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员拿着公文一家一家去请各位领导画押，既耽搁时间，又容易泄露机密。于是在神宗元丰初，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四位即四套“单元房”，俗谓之八位。从此两府首长才有了建在皇城区的官邸。

    不过，能免费住进“两府八位”的毕竟没有几个，广大中下级官员还得租舍而居。先后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职的江休复曾抱怨说:“盼望月初发薪水时觉日月长，待到月终付房钱时觉日月短”，可知房租是按月缴纳的，对比收入，“恩格尔系数”也不低。而且在《宋史·食货志》里，还不时见到有关“楼店务增三分房钱”的争论，国有房租提价的比例不低，其原因当是财政窘迫。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上，隐约可见“赵太丞家”或什么什么家，正是众多官宦之居藏伏在大量普通民宅或商肆店铺中的历史真相。

居官不廉住豪宅的典型

    明代的情形和唐宋相似，但又有新的动向，就是不少部司自己盖房或买房。如当时制度规定，每个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使用若干名皂役做杂务，亦可不用而将皂役的工食银折算归己。《玉堂丛语》卷二记，谢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将这些钱全积攒起来，把原先国家租借给学官们的住宅一次性买断，使其所有权关系从国有变为机关所有，专供在本机关任职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钱。仔细推敲起来，用来买断产权的这些工食银，原来该按月分给各人，谢铎的这一做法，从长远看是为后人办好事，从眼前看却是让现任者吃亏了，因为房子属机关所有，一旦调任或退休，还得退还。

    以上仅仅是从制度着眼而述，换一个角度看，历史上居官不廉而住豪宅的实例不胜枚举。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十三日夜，一场因雷击引起的大火，将皇宫主体建筑三大殿及午门月廊等化为灰烬。未几，国家“建设部”（工部）奉旨主持灾后重建。工程进度缓慢，两三个月过去了，按圣谕应该先尽快建成的正阳门楼，还看不见竣工迹象。某日，皇帝在宫中登高，远远望见今西长安街上有新近拔地而起的高敞壮丽的屋脊，便问是谁家盖房。左右答：这是工部尚书赵文华的新公馆。又说：工部的栋梁大木，半数被他用到新宅建筑上了。

    另一个盘踞在工部侍郎位子上的严嵩之子严世藩，论贪污索贿的灰色收入，不知要比赵文华高多少倍。史称他在京师新盖的公馆占地达三四个街区，光是堰塘水景就有数十亩，其间珍禽满布，奇树夹植，还养了不少美人供严侍郎取乐，大概算得上是当时的京师第一腐败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