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时，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在南京城里，只有日本随军记者、摄影师与作家在活动。他们遵照日本当局的指使，精心制造与发布各种虚假的消息，连篇累牍地写下与拍发出一篇篇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电讯、特稿与新闻照片。

　　南京大屠杀期间，连续多日以大量照片报道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祥和”景象的，当首推日本第一大报《东京朝日新闻》。据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说，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该报“特地采用大量照片，逐日详细报道了占领以后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情况”；“《东京朝日新闻》极为忠实地报道了《欢迎皇军全城沸腾，南京恢复和平》的情景，并多次刊登占半个版面的‘照片专辑’……总之，这类专题照片占版面很大，共刊登7次之多。”

　　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第5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照片共5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于12月20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题为《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内容是在一家医院里，日军的军医和护士正在为中国伤兵诊断和治疗。第二幅照片题为《皇军官兵之情——满足食欲的投降兵》，内容是两个日本兵向中国俘虏分发大米饭。第三幅照片题为《炮声停止后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内容是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的日本兵。第四幅照片题为《正在和田山部队长谈话的敌教导总队参谋沈博士少校》，内容是一位日军军官正在同一位被俘的中国军官亲切地谈话。第五幅照片题为《南京城内的亲善景况》，内容是在一个货摊周围，许多中国居民正在和几个日本兵做游戏。

　　这样的专题照片不断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刊载，可这都是在说谎！那么，事实真相如何呢？

　　众所周知，日军进入南京的大屠杀首先就是从对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开始的，并一直以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为屠杀重点。而设在原外交部与军政部的红十字医院，本来是由西方侨民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南京沦陷前创办与主持的，他们向这些医院中的中国伤病军人提供医疗护理与食品。但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官兵侵入并控制了这些医院，赶走“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人员，随意地杀害中国伤残兵，强奸妇女。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牧师看到《新申报》的这则虚假报道后，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日方当局)优待这些伤员是为了宣传而故意做出来的，这样可以抵消当时盛行的难以启齿的凶残。日本人送来一些米，不过大多数都是用我们手中的钱购买的。”

　　对日本各报刊上刊登的这些“南京祥和景象的照片”，日本进步评论家草森绅一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检定的照片才能得以公开刊行，所以只是宣传照片而已。”

　　草森绅一说得对。在战时日本当局的严格的审查与控制性爱，每个新闻单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摄影图片遭受“不许可”的厄运，难见天日。因此，能够刊登到日本报刊上的照片，必然与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现实相差甚远。

　　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以自己的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记述与揭露了日本随军记者、作家制造假新闻、凭空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卑劣伎俩。

　　1938年1月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教授在日记中记载了几名日本记者到难民所拍制、制造假新闻的事情：“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

　　1月9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在日记中记载了日本记者在难民营“制造”电影的情况：“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

　　3月8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在一封信中也揭露了日本当局在南京一面疯狂烧杀淫掠滥施淫威、一面又进行欺骗宣传的两面派伎俩：“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1938年初指出：“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尽管如此，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他们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还有少数人想把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不过，在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却望而却步了。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说：“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白井茂于1937年12月14日到达南京拍摄新闻，历时约20余天。他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惨况，但他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却没有一点反映。他无奈地说：“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新闻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许多新闻单位都照做了，销毁了许多印有“不许可”印记的照片本。但每日新闻社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历年积累的“不许可”照片本藏在大阪总部的仓库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以后重见天日，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与新闻封锁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