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看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这些由村老塾师讲授的知识，和新学堂里的史地理化教科书，该有多么大的差异。中国儿童的启蒙知识如何经历了这样一场转变？让我们把时间摇回19、20世纪之交。

　　作为晚清“新政”的一条重要措施，清政府下令各省于府、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州、县改设小学堂。其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新教育”新在何处？新在课程，新在课本。学期设置、科目分配、课时安排，有别于私塾教学；学堂课本更是气象一新。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几十年间中国人学习他人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始积累经验，编纂自己的教科书。

“蒙学教科书”诞生的时代土壤

　　在新学堂章程颁布前，民间已经有人编写不同于传统教本的教科用书。按照学界认同的说法：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师范生陈懋治等编《蒙学课本》三编，是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它的第一编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第二编第一课为《四季及二分二至说》。每课皆有主题，不似传统教本知识混沌之貌。

　　还有一部较受学界推崇的教科用书，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的几位创办者——俞复、丁宝书、吴稚晖和杜嗣程等，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就的《蒙学课本》。其内容共七编，“前三编谓系就眼前浅理引起儿童读书之兴趣，间及史地、物理各科之大端”，“第四编专重德育”，“第五编专重智育”，“第六编前半为修辞……后半为达理”，“第七编选史汉最有兴会之文，暨诸子之篇”。可以看出课本的知识整合与分类思路，虽然仍取材于“史汉诸子”等传统知识，但已显出内容上的分类意识。

　　知识分类和体例改良是新式教本与传统的最大不同，这已经成为晚清很多学者的共识。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曾指出：“西人学堂悉有专书，岁为一编，月为一卷，日为一课，小学有小学之课，中学有中学之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之课”，他希望引进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翻译西方学堂用书。

　　事实上，在前述课本出版之前，已经出现分科分类的开蒙用书。如1889年江南制造局印行、谢家木所编《算学》三种，1893王亨统编纂的《地理问答》，后经江楚书局改订出版，同年周保璋著《童蒙记诵》，汇文书院李德安著《地势略解》等。这些书籍现已查阅不到，只《童蒙记诵》一书别处略有记载：“木刻本，内分天文、地理、人事、行政、六艺、文学、史事等二十余类。”

　　更多教本致力于体例改良。王亨统编写的《绘图蒙学捷径》，对于教学内容和难易进度作了详细计划，每一课的生字、笔画、句子长短都有安排。杜亚泉编写《文学初阶》打算以此作为蒙学教本，小学堂则继之以《文学进阶》。不过由于该书在内容和教学时限上都与随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不符，最终未获应用。1902年南洋公学印行《中等格致课本》，将欧美相关著作改成教科书体例：“原书有篇章无课程，惟欲便初学之用，故强分之。每课之后附以习问，数课之后附以温习课，务使易明易记，无顾此失彼之弊。”还有谢洪赍编写的英语教本《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组织完善，设计合理，“书成未几，风行一时。”

　　这些都说明在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民间关于新式教科书的探索已经如火如荼。“蒙学教科书”就诞生在这温厚的土壤中。

编者均为一时之选

　　文明书局创办于1902年，它的创办与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此后这套书就被通称为“蒙学教科书”。据笔者统计，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此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具有如此敏锐的市场观念和良好的知识储备。

　　正是在现代教育分科设学的意义上，“蒙学教科书”堪称最早的“中国近代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居士。他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广州两广师范讲习所、江苏江北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他曾与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张相文堪称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幼读史汉，入江阴南菁书院，从华蘅芳治算学，在无锡俟实学堂任算学教习，后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习。他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医学报。编著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算学著作；于佛学亦颇有研究，编有《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蒙学教科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法政大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实践家。

　　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毛笔习画帖的丁宝书，丁福保之兄，字云轩，幼习经史，擅长书画。就学于江苏南菁书院时，常与吴稚晖谈论新学，并习英文、数学和理化等课程。创办东林、竞志等新式学堂，和吴稚晖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学堂。他还是文明书局特聘的美术编辑，并兼任书局附设小学的教员。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斋，光绪末年毕业于北洋将弁学堂，后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带。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逆军起义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将。

　　诸位编者中丁氏兄弟、秦瑞玠、丁锦、钱承驹、华循、俞亮等籍贯都是无锡。如果说江南是新教育的温床，那么无锡可谓近代教科书的摇篮。但遗憾的是，还有几位作者的详情犹如消失在历史迷雾中，查询不见。比如天文、地文、地质、格致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钱承驹，编著动物、植物、矿物3种教科书的华循等人，他们搭建起的新知识，意义非凡，功劳甚大，有待日后钩索出他们的细致行迹。

　　“蒙学教科书”的作者旧学功底深厚，兼具传播新知识的眼光和勇气。他们编写的教科书，是时代浪潮撞击下的文化遗珠。

“蒙学教科书”的特点

　　考察“蒙学教科书”，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第一，在新学制呼之欲出的时候，“蒙学教科书”体现了教育制度化的趋势。这是它甫一出版即广受欢迎的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须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8门课程；初等和高等小学堂还要加上作文、读古文词、本国史、本国舆地、理科、图画等科目。而此前晚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像文明书局那样，推出一套学科基本健全、能及时应用于新式学堂教授的教科书。唯有这套“蒙学教科书”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它能立刻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二，“蒙学教科书”的编纂具有较强烈的效仿日本教科书的色彩。

　　文明书局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汉译日本书籍在中国流行之时。大致清末新政10年是中国“师日”风潮最劲之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任达教授对此有充分论述。笔者曾统计出数百种汉译日本中小学教科书，高峰亦在这10年间，可证任达先生的结论。教本内容表现更明显。《蒙学动物教科书》编辑大意说明：“旧时动物启蒙、动物图说等书，译自西籍，条段不如东书之明晰。近今译出东邦动物各书，不少佳著，然大都宜于中学，欲为小学入门之用，尚嫌程度太高。是编斟酌繁简，颇费经营，洵足为初学导引之师。”该书差不多是日本教科书的“修订简本”。《蒙学体操教科书》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书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没有新序说明，直接在正文开篇标有“文明书局译编”。翻译之风盛到连中国历史教学，也是“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批评这种主客错位现象，声明不照搬日人教科书，而要“以我国人，述我国事”。如此种种，亦可说明日本对于中国近代化的中介和示范作用。

　　第三，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蒙学教科书”第一次较完整地表现出近代学科意识，推动了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的更新，促进了近代中国人常识体系的转型。

　　数学是自然科学教育的基础，是培养理性观念和逻辑思维的第一步。“蒙学教科书”有笔算、心算、珠算、格致、化学等几种。拿《蒙学笔算教科书》来说，课本关注儿童的接受能力，对以往算术书的教学次序加以改良。32课课文，加减乘除以及简单的四则运算，知识设计合理、简明得当。相比“三字经”中唯一一句算学知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囫囵模糊，何者能够培养儿童健全的数理基础，不证自明。

　　“格致”一科尤具代表性。它承担着传统“格致”概念向近代自然科学转变，使儿童了解科学知识、建立科学观念的重任。这一最早出现在《礼记·大学》中的词语，其含义随历史发展流转变换，到晚清，它已不仅是“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道德工夫，也不再视西方学理为简单的“形下之器”，而承担起近代科学基础教育的功能。《蒙学格致教科书》共8章，每章约6课。第一章总论，第一课“释格致”：

　　“就天然之现象，以窥其真迹，曰观察；从器械作用之现象，以得其佐证，曰实验。合观察实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

　　把“观察”和“实验”作为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方法，这个见解颇有深度。若就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观之，当是一大进步。第二课讲“物体之构造”：物体由“分子”构成，“分子”又由“原质”构成，比如一滴水之包含“轻气二分，养气一分”。在总论之后，各章分别讲解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磁学、电学和气象学等内容，基本物理现象均有涉及。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儿童，可谓破天荒头一遭。这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具有的知识，也是与“金木水火土”思维不一样的理解事物的方法。

　　培养科学意识的同时，“蒙学教科书”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世界图景。

　　传统私塾教育，不仅没有声光化电常识，动物、植物、地质、矿物、生理卫生等知识，也多半被看作正经学问之外的“野狐禅”。这不仅压抑了儿童对于草木鱼虫的天然兴趣，更排斥了很多有趣的知识。《钦定学堂章程》开始把这些内容统统容纳进来，儿童眼中的世界从此更加丰富更加真实。

　　例如销售火爆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初版两年多就订正发行了8版。我们想象当时儿童的心态——他们一定惊叹于各种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的动物，而且满怀兴味接受各种分类、概念：“世界万物，分为二大宗。一为无机物，一为有机物”，“有机物又分为二宗”：植物和动物。动物的分类更是生涩古怪：脊椎动物、软体动物、节足动物、蠕形动物、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和原生动物……这些分类和命名已经和今天的动物分类学十分接近。教科书从最高级的脊椎动物开始讲起，到最低级的原生动物结束。最后一课结论提到“种属”一词，不过整个课本没有关于纲目层次的说明，稍显凌乱不够严谨。数年后，丁文江完成他的动物学教科书，才完整介绍了“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层概念，并将课本改为由原生动物到脊椎动物的“进化”顺序；杜亚泉编写动物学教科书亦曾受惠于丁氏此书，这是后话。这部动物教科书还有一大特点是插图丰富准确，这也是众多“蒙学教科书”的一大特点。其中一幅草履虫结构图，百年之后在我们今天的中学动物教科书中，还能见到它作为原生动物的代表！《蒙学动物教科书》足称得上近代动物学教科书的领跑者。

　　还有，蒙学教科书修正了儿童对于社会发展的认识，改造了儿童的社会价值观。

　　“蒙学教科书”紧贴现实，它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写到1903年出版当年——商部成立；述及2年前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之事。该书重视“改良社会”，强调“卫种族张国威”；同时心态又是开放的，讲求“交通世界互换知识”，吸收“帝国主义”的文明，“庶儿童不为执锁国主义者所惑”。这部教科书虽然没有提出“古代”、“近代”的分期观念（差不多同时，夏曾佑以其杰出史识和断代眼光，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划分出“上古史”和“中古史”等历史阶段，并有“传疑时代”、“化成时代”等概括），但是它对东西方时势之流转有较为客观的判断，指出：明代中叶“实亚细亚洲形势变迁时也。欧罗巴人，辛苦耐劳，远涉重洋，不惮艰险，以寻得殖民地为名誉……而东洋之天地，别开一世界矣。”此书对“国民”一词着重强调，5年后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还在大讲“君上大权”与“臣民权利义务”时，这部教科书已向儿童心中灌输“国民”观念，尤为难得。

　　再比如《蒙学卫生教科书》，以卫生学联络生理学和解剖学，让儿童了解诸如“微生物”之类新名称，这是传统医学和养生学理论中都缺乏的概念。晚清时人批评国人“素不讲卫生之学”，教科书力图改变这种不良生活方式，将卫生知识纳入常识教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开创意义。其中反映出的近代生理学、卫生学知识和中国传统“养生”观念的杂糅、接转，更是值得细细分析。

　　以上总结远远不能涵盖“蒙学教科书”的丰富特点和重要历史作用，它在很多领域里都具有开创性。它较早具有版权意识，在各科教科书的最末一页，都附有时任办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批文，规定文明书局“编译印行各书，无论官私局所概禁翻印，以保版权”。不论编纂还是出版，它对以后的教科书都有较大影响；而它的思想文化意义，更在于把过去“我邦人士，咸所未闻，瞪目咋舌、骇不敢道”的“文明学说”输入进来，让科学精神和社会演进观念在儿童心中生根，把新文明、新知识变成近代中国人的常识。“蒙学教科书”以新式出版物的形式，承载了近代文化变迁和新教育诞生的历史使命。

　　在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崭露头角之时，商务印书馆正从一个印刷机构向教科书编撰出版机构转型。几年后商务迅速推出一套“最新教科书”，比“蒙学教科书”学科建制更为完善，知识内容更准确合理，很快成为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宠儿，影响远远盖过了“蒙学教科书”。这是以后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