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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 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所以我们当时颇以这事做谈话的资料。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不过当时仅仅是一种希望的意思，觉得赤手空拳，何从做起，简直和戏论差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习惯，这个希望也是我们群居的一种消遣品。 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谈起这层事。子俊说：“何如竟自尝试一回呢？不成功也没甚么不可以。”于是乎作了个预算。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社员分配担任外，不够还多；至于文稿，或者不至于很拮掘。我们想，我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学校或者可以帮我们成功。子俊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所不及的，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 (1)批评的精神； (2)科学的主义； (3)革新的文词。 子俊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同时志希要定他的中文名字做《新潮》，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十一月十九，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拔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协。本年一月一日第一号出世了。 从 第二层是发生了许多反动，有几家报纸天天骂我们，几几乎象他们的职业。甚而至于我们学校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我们不免有些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而拊若干敌，结许多怨。前两月志希和我的被诬，也未尝不以此为根源。 第三层是惹出了一个大波浪。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某要提查办蔡校长，弹劾傅总长的议案。接着就是林四娘运动他的伟丈夫。接着就是老头们(口罗)唣当局，当局(口罗)唣蔡先生。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入几个石子，骂上几声，(口罗)唣几回，再不来了。……酿成这段事故，虽由于《新青年》的记者，我们不过占一小小部分，但是我们既也投入这个漩涡，不由得使我们气壮十倍，觉着此后的希望，随着艰难的无穷而无穷。 ……我想，我们表现出的有三种长处，同时和这三种长处相伴有三种对待的短处。第一，我们敢自信有点勇猛的精神。冒冒然就出版，毅然决然的定了这样一个宗旨，不曾丝毫犹疑。诸位当知道，在我们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我们这一类的思想、文词、态度，很受一般社会的嘲笑怒骂，--自然也有很欢迎我们的，--我们却是把方针定准了，守住了。到了现在，虽然不过八个月，社会的空气却是大改了，有十几家同志。回想八个月前，另是一幅面目，我们所受社会的待遇，自然和现在不同。至于我们的议论，总是有甚么说甚么，不懂得甚么叫客气，甚么顾忌--总而言之，甚么叫不可说。要说就说，说还要说尽。第二，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所以我敢大胆着说，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因为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相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第三层，我们很有些孩子气。……我们既是一群孩子，所以彼此相待，也和孩子的喜怒哀乐差不多。至于对于殊样社会的态度，用个不好的典故便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用个好典故，便是“见善若惊，疾恶如雠。” 至于我们的短处，据我看来，恰恰和这三项在一起，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也有个武断的毛病。……我们的结合是纯知识的，所以我们的结合算是极自由的，所以我们所发的言论是极自由，因而极不一致的。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我们看别人的杂志很杂，焉知后人看我们的杂志不说很杂呢？我们有孩子气，……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 ……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因为北京大学几个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诸君多在学校里服务，也有往上海的，就无暇及此了。现在大学恢复旧状，我们社员又集在一起，把几个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这笔杆下的苦斗。从今以后，我们得个新生命。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换。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况且，现在同学入社的多了，力量自然比先厚些。又有《新青年》记者诸位先生答应给我们投稿，更是可以欢喜的。同社毕业的有几位在京，有几位在外，加上一番社会上的实地考练，再作出的文章，当然更要成熟些。杨振声君往美国去，俞平伯君和我往英国去。虽有在外的，在内的，然而精神上一气。所以，第二号第一期，不是泛泛的一回换卷数，是我们的一个新扩张。 近两年里，为着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仿佛象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代一个样，蕴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所以我们虽当现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两政府之下，我们的希望并不减杀。不过就最近两三个月内的情形而论，我们又生一种忧虑。这忧虑或者是一种过虑，但是如果人人有这过虑，或者于事业的将来上有益些。我觉得期刊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就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而按部就班的解决他，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的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和短命的《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算最有价值。然而第一流的虽有多种，我总觉着为应现时所要求，为谋方来的扩展，还嫌实力薄些。……我不愿《新潮》在现在铮铮有声，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我们的知识越进，人数越多，而《新潮》的页数越减，才见我们的真实改善。 至于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刍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将来进步，有设备了，可以合伙研究几件事务。最后的目的，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我们决不使他成偌大的一个结合，去处治社会上的一切事件。发布些小册子，编辑一种人事学科的丛书，一种思想潮流的丛书，一种文艺丛书，和其他刊物，是我们的事业。此外，也没有我们的事业。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要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甚么都不负责任。……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人很多。我虽心量偏狭，不过尚不至于对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恶痛绝！然而，以一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同社中和我抱同样心思的正多。常有一种极纯洁的结合，而一转再转便成政党的小体。如此一般人的结合，自然没有一转再转的危险。那么，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 …… 《新潮》的将来大约也是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不是个专研究现日中国社会问题的；也是各人发挥各人的主张的，不是有一致的主义壁垒整严的。这可就我们同社的情性、品质、知识、兴趣上断出。我觉得我们同社很多个性主义和智慧主义的人。这样性情，自然也不免有很大的流弊。但是我总相信天地间没有一件好物事没有坏效果的，没有一件坏物事没有好效果的。凭我们性情的自然，切实发挥去就是了。 我不久要往英国去了。我在《新潮》杂志里多半年，跟着三十几位最敢决、最透彻、最可敬爱、最有希望的同学，办些事件，满不了同人和自己的希望，很是抱歉。我只盼我去英国以后，新潮社日日发展。我的身子虽然在外国，而我的精神留在北大里。因为我觉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际会是在北大的几年，最可爱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运动。我对于读者诸君所要求的，是给我们个严格的批评。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摘自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见《新潮》二卷一号。) ……要知道陈独秀对于革命的贡献，《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证据。 《新青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看，一是自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时至一九一七年夏，这时候是他独力编著的。二是自一九一七年夏至一九二○年年初，这是他与当时主张改革中国一切的几个同志，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志共办的。不过他在这个刊物中的贡献比其他人都多，且他除甚短时期以外，永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三是自民国十年年初算起，这个刊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先生等便和这个刊物脱离了关系。现在从《新青年》中看陈君之贡献与变迁是很明了的。 独秀是在反袁的立场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实际的皆然。…… 袁氏(按指袁世凯)之死，虽不曾将这三个社会(按指官僚、学究、方土)带了去，而反应之下，却给反对这三种社会的分子一个阳春。《新春年》便应运而生于民国四年之秋。那时候的志士虽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并不简单，然而总看见希望在前面，希望的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给之体力智力为基础，西洋近代文明之贡献为工具，以刷洗这几千年的瑕秽之青年身上。独秀把这个意思透辟的扼要的写在他的《新青年》发刊词中，…… 文学改良之论创于胡适之先生，他在这个运动中第一篇文字是《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二卷五号)。他在这篇文章中标举入手法八件，……照这个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话之一路。他在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这个意思，而未曾作绝对的主张。独秀接着在次一号中(二卷六号)发表了一篇响应的文章，叫做《文学革命论》，…… 这个讲台不仅注意在新文学之寄托物，白话，且高标新文学应有之风气。而说出新文学应有之风气是和中国政治与社会之改革不可分离的，这真是一个最积极的新文学主义，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及革命史上一个不磨的文件！以后文学改革的趋势多集中在白话问题。诚然，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问题。然而，白话终不过是个寄托物。……独秀开头便看得透辟，以为文学革命之凭借，第一是用白话以代古文，第二是借欧洲新文艺之真实以代中国传统文学之虚伪。所以，当年文学改革运动不仅是个形式主义，且是一个质料问题。 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蔑。我觉得独秀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正在这里。因为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支持封建时代社会组织之道德，决不适用于民权时代，爱宗亲过于爱国者，决不是现代的国民。而复辟与拜孔，家族主义与专制政治之相为因果，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独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头蛇尾的，所以才有这样探本的主张。 独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全没有具体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渐注重社会问题，到第七卷的下半，便显然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了。自国民党清共以来的立场论，共产党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组以后，国民党自身对于民众运动之注意，特别在劳工运动上，不在共产党之下。则独秀当年之创此路径，只可看做前驱，不得视为反动。 凡以上三事--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社会主义--是民国五年至十一、十二年中最大的动荡力。没有这个动荡力，青年的趋向不改变，则国民党之改组与国民革命军运动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这个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陈独秀现在缧绁之中而抹杀之！ (摘自傅斯年：《陈独秀案》1932年10月，载《独立评论》第24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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