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图片：代表们在休息时欢谈。自左至右：国防委员会委员蔡廷锴、水产部部长许德珩、山西省副省长邓初民。 中新社发 张平 摄

由于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英、法、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一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时抬起头来；也是由于欧美资本家一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近邻的日本，就加紧的向我们进攻。第一次欧战开始的时候，日帝就以对德宣战的名义，诱胁北洋军阀对德宣战；更借参战的名义，侵占我们的东北，攫取德国所侵占在山东的“权利”。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就用种种的方法，帮助当时的中国军阀进行内战。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他们国内的反动政权，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与德国媾和。日本军阀就以国际帝国主义在远东看家狗的身份，对西伯利亚出兵，包围苏联，企图借此来吞并我们的满、蒙、山东，灭亡中国。为着这个目的，他就大量的借钱给中国军阀，收买他们，先后借款达两万万多元，供给他们的军火，使他们自相残杀，并还订立了出卖中国的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一九一八年初，奉直战争进行狂热，这年五月，卖国的中日军事协定被留日的中国学生知道了，他们在东京开会反对，被日本警察拘捕的、打伤的好几十人，引起了全体留日的中国学生的愤怒，他们于是全体回国，国内学生因此也受到了激动。五月中旬，回国的一部分学生代表到了北京，奔走运动了一些时日。五月二十一日，北大、高师、高工、法专、医专、农专、中大等校学生两千多人，为着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举行了一个破天荒的游行请愿运动，这就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这次的游行请愿运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却因之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的名称是学生爱国会)，联络南北各地的学生。七月中，我们代表北京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过天津时，会同天津代表工专学生马骏、张传琦(这个人很激烈，开会时，一刀砍掉自己的手指头写血书)，到济南、南京、上海各地向学生去进行联络。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组织了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为便于联络，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定期刊物，联名叫做《国民杂志》，由南北各地学生和国民杂志社社员两百多人每人摊出大洋五元作为基金，这样一下筹得了一千多元，在当时不能算是一个小的数目。社员的名字，凭我的记忆所能写出的，有邓康(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锷、陈钟凡、马骏等，教员方面聘作导师而且经常写文章的，有李大钊同志，另外还聘请了邵飘萍先生做这个刊物的顾问。我们在这里特别来谈这个问题，是为着说明五四运动不是突然爆发的，也不是无组织的，相反，是由于有了这些准备，五四一经爆发，才能很快的成为普遍的运动。只因为这个杂志是学生会一部分人举办的，它只注意于反军阀、抗日的政治运动，没有尽力白话文的宣传，所以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狂潮中不为人所注意。

　　再来谈谈当时的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为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说到当时的北京大学，尤其是蔡元培先生做校长时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先生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京大学来做校长的，当时袁世凯已死，曾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人们又纷纷回来，蔡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到校后，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蔡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由，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可是，在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些进步作用。

　　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者，教员中属于这一方面的有李石曾、吴稚晖等人，蔡校长本人的思想在当时也有点倾于这一方面。李石曾当时在北大教生物学，吴稚晖学校里发表了他做学监他不就职。这些人原来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做《旅欧周刊》，大汉奸褚民谊做这刊物的编辑，这刊物里面时常介绍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普得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太坏，学生们社会科学的水准不高，又有社会上这些“知名之士”来鼓吹提倡，所以在最初倾向于这种思想的很有些人，还能记忆的有凌霜(黄)、声白(区)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大伙同学的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如上面所讲的学生爱国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改为学生救国会的)，所以象刚才讲过的五月二十一日的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们是不参加的。

　　第二是《新青年》和《新潮》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一九一七年初，蔡校长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聘请了章行严来做图书馆长，章到校不久辞职，推李大钊(守常)自代。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民三，章行严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一《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在《新青年》写文章。大概是在一九一七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他们虽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在思想上当时彼此是有距离的。尤其是胡适与李大钊同志，这时在思想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同志讲《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阀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又宣传他的实验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方面参与学生运动，而胡适则站在远远的，并且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有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等。他们办了一个《新潮月刊》，响应白话作文。这刊物，在主张白话作文，响应文字改革上是有他一定的功劳的，可是对于五月二十一日的请愿运动，他们也是不参加的。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教员方面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这些先生，他们抱残守缺，少谈政治(其中辜鸿铭、黄侃两先生，也谈政治，不过只是发发牢骚，骂骂人而已)，所以在思想上没有可叙述的地方。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在蔡校长“兼容并包”之中思想分野的一个概略。其中学生方面有从事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如国民杂志社一班人，有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如新潮月刊社一班人，有发扬旧文化如国故月刊社一班人。他们在五四以前一个时期，还是各自为政，不相为谋的，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这其中，从事新文化运动，站在学生群众一起，努力抗日爱国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迎接新思想新科学，使学生们走上团结之路，催生五四运动的人物，是李大钊同志，而实现这团结的时期，则在欧战结束以后。

我们在前面不是说一九一八年五月，因留日学生归国，北京学生所发动的游行请愿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吗？这里又如何说李大钊同志是团结学生，催生五四运动的人物呢？李大钊民国初年在日本，民国六年到北大。从留日学生归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后，他一直是抗日爱国运动的努力人物。一九一八年七月中由他发起，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这里面也有些坏分子如曾琦一类的人)，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叫做少年中国学会，这学会网罗了各方面的有志青年，其中包括了少数日本归国学生，国内各大学学生，以及社会上有志之士。会员有百零八人，其中不少绝特之士，而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之组成，对于五四运动是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苏俄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情，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这时间学生们真是激动得要发疯了。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毁了，改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我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校长也在天安门前广场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只有李大钊同志呼喊“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这篇文章，是他当时的一篇讲演稿)，欢欣鼓舞的庆祝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大家眼巴巴的企望着巴黎和会，希望巴黎和会这个强盗集团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那晓得奢望终是失望。四月底，巴黎和会决定了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权利”，判给日帝国主义强盗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u五月一日，我们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个学生代表，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昂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上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现在的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各校学生都派代表参加。并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君做主席，推文科学生黄日葵等三人做记录，推我起草宣言。三日晚上的会，北大全体学生都到了，各学校也到了许多代表，礼堂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这算是北京全体学生大团结的一个会议。会开到很紧急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大会决定了第二天(四日)早晨到天安门齐集，示威游行，这就导入了五四运动。

　　五四那天由天安门到赵家楼，殴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曹汝霖住宅，三十一个学生，一个市民当场被捕的事，报纸上有记载，我不在这里来说了。

　　由于这次运动主要的是抗日，皖系军阀，亲日派的段棋瑞就主张严办学生，借此来镇压一下，而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则主张和缓；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亲日派的军阀正是当权，在“爱国无罪”的舆论之下也怕激起更大的事变来，于他们不利。同时自从五四那天大批的学生被捕以后，北京各校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因为大批的学生被捕，各学校的学生会成立，就以有组织的行动，陆续的到警察厅和步军统领衙门监狱去报到，要求收押，以营救被捕的同学。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军阀们也怕酿出更大的乱子来，于他们更为不利，被捕的三十一个学生，一个市民，于五月七日的中午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虽然被释放，军阀们以为这次的事是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搞出来的，要来镇压一下，其实搞新文学改良的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前好久就到南方去了，去迎接他的美国老师去了，五四那时他不在北京。五四群众示威运动他也是不赞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运动，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学生出狱后，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一再地威胁他，训令他，要他严加管束学生(训令现在还存在北大博物馆展览)。可是学生运动还是继续，学生还是日夜不停的到街头讲演。蔡校长在这种情形之下，于五月九日就留下“杀君马者道傍儿”这谜一般的一封信辞职离京走了。学生会得到了这个消息，于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之下，又添上了一项挽留蔡校长，不达目的不止的任务。于是更广范围的到街头讲演，学生一面讲演，警察一面捕人，讲的愈多，捕的愈众。这样，运动就不能限于北京一地了。五月十九日，北京学联就决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这时，各地的学生会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各地的学校也都罢课，六月一日以后，北京学生彼捕的达一千多人，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做了临时的监狱。六月三日，上海的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随着南京、汉口、济南、天津等地也都相继罢市、罢工，由于上海自来水工人罢工，上海全市没有水喝，铁路工人罢工，交通断绝了。上海各马路也组织了马路联合会。五四运动到了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已是一个革命运动了。六三以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便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了，这一结合，五四运动的意义就与以前不同了，它指示了政治运动的路线，增加了运动的力量，同时也使工人阶级觉悟了。以前，反帝爱国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群的学生，现在扩大到了工人、商人、学生中。成为各阶层共同的任务，结成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了。所以五四运动到了六三罢市，接着工人罢工以后，军阀统治阶级就不能不接受惩办卖国贼的要求，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了。强盗分赃的巴黎和会的和约，在这样情形之下，中国的代表也不敢签字。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开成立大会，全国各地三十多个单位的学生代表都参加大会，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还到会讲演过，出版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出版到八月底)，推举了全国学联理事会负责人。五四运动到了此时，形式上是发展到最高阶段，走上结束之途，而实质上就导入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的革命阶段。　　

　　《九三社讯》 195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