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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潜伏》的热播，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当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现将尘封的历史档案中翻出的一些真实记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真实的余则成们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平津情报站，先后由陈叔亮、张友恒(化名李才)领导。 陈叔亮，北京人，1911年生。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抗战胜利后曾任军调部济南小组中共代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曾任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天津市公安局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第二亚洲司司长，驻柬埔寨王国大使，国际问题研究所领导成员，驻罗马尼亚大使等职。1939年从延安秘密潜回北平，开展对日伪的情报工作。 张友恒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共产党，曾经在前苏联莫斯科学习过无线电通信技术，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从1941年3月至1948年8月期间，他曾三次进入北平从事情报工作。 第一次是1941年3月，张友恒化名李金生潜入北平，由陈叔亮将他安排在东直门外陈耀华家，由陈耀华出面用500元钱顶兑下西直门内大街114号元通祥绒线铺，让张友恒以记账先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辟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和组建秘密电台。1942年5月，陈叔亮被捕后，张友恒也从北平撤退。 第二次来北平是1942年6月到7月，历时一个月，任务是检查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以满城县四里营伪村长家为第一个点，以保定火车站一家客栈为第二个点，以北平东城北锣鼓巷为第三个点。 第三次是1946年9月至1948年8月，主要任务是筹建新的秘密电台，视察新的情报组织及完成中央社会部交办的任务。 “六一五事件”始末 这时候，张友恒才发现路东停有一辆黑色汽车，心里全明白了：人家是专门来抓他们的。怎么办，得想办法逃！就在特务伸手来拉他时，他用手里的皮包猛然向特务头部打去，然后夺路欲逃。哪知特务早有防备，伸手抓住了张友恒的西服后领。张友恒急中生智，撒手甩掉了皮包，两臂向后一顺，顺势脱掉上衣，向南急跑。“砰！砰！”特务连开两枪，张友恒顿时倒在地上。一颗子弹击中了张友恒右腹部。他左手扶着墙，站起来，右手捂住流血的伤口。 特务一边骂着一边走到张友恒跟前，拉他上汽车。张友恒站着不动，说：“我受伤了，走不了。”特务一看，张友恒的衬衫已被鲜血染红，便放开手，转身去马路对面喊汽车。张友恒等特务走出五六步远了，突然转身向南，拼命猛跑，跑到报房胡同口，急拐进去，继续奔跑。等特务发觉追到报房胡同口时，已经不见了张友恒的踪影。张友恒就这样脱险了。 就在特务追捕张友恒时，刘致祥也乘机骑自行车脱离现场，并连夜出城上妙峰山，向领导机关报了警。 事后了解，刘致祥进城借住在一个叫谢文凯的家里，而谢文凯被捕后已被敌人控制，是谢出卖了刘致祥。特务又跟踪刘致祥，发现了前来接头的张友恒。 张友恒负伤后，请了协和医院的一个外科大夫给他治伤，又在北平城里秘密休养了一个多月，于8月下旬回到河北平山的东冶村，向中央局社会部许建国部长报到，结束了在北平近8年的秘密情报工作。 张友恒后来出任广东省安全厅厅长，现已作古。解放后拍过一部电影：《地下尖兵》，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 东直门外陈家 说起北平地下党的情报工作，不能不说说东直门外陈家。张友恒第一次来北平，陈耀华出面用500元钱顶兑下西直门内大街114号元通祥绒线铺，用来掩护张友恒。第三次来北平又是陈耀华出资，在义和冰窖(东直门外北护城河的北段东岸)处开了一家“怡和化工厂”。厂长陈庆霞是陈耀华的儿子，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陈耀华是什么人呢？ 陈耀华，名余荣，号耀华，1891年生于北京。在东直门外，陈耀华是位头面人物。他既是义和冰窖的经理，又是全市冰窖行业公会的会长，还是东直门地区联保公所的联保长。 陈耀华与中共情报组织发生关系，缘于与陈叔亮的相识。 1930年陈耀华与协和医院的助理医师苑默庵结婚。苑默庵的弟弟苑振鹏与陈叔亮是同学。苑振鹏在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1937年由陈叔亮介绍去了延安马列学院。苑默庵在弟弟苑振鹏的影响下，1942年也加入了党组织。陈叔亮通过苑振鹏与陈耀华相识，感到这位义和冰窖的经理是个有着强烈爱国意识、赞成抗日的有识之士，于是成为忘年交的朋友。陈叔亮把义和冰窖作为党的平津情报站的一个据点，而陈耀华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做出特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一如既往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倾全力支持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由他提供的秘密掩护点有七处之多。他的家人大都在他的支持下，早早投身于革命事业，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贡献。 陈耀华于1950年病逝。天津市公安局专程送来花圈、挽联和50万元的慰问金(当时的本位币为万元)；张友恒等同志从外地赶来送葬。这既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旧情，也使得陈耀华身后备极哀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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