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五军老兵口述:日军采用偷袭手段进行屠杀 口述:刘世海 刘世海,男,73岁,茶亭代销店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茶亭东街 调查人:段月萍 民国25年(1936年),我参加国民党第五军。翌年开赴上海与日军作战,后退却到南京。 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军逼近南京,我在雨花台战斗了两三天,部队瓦解。我们跑到下关,想过江去,但没有船,无法过。 我因是安徽人,就加入了逃向安徽的那一伙。我们一行一共五十来个人,从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都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我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我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人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 我只记得有个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身上压着两个死人,我使劲推开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我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我躲进了洞中。天一亮,日本兵又来了,用日语大喊了一阵,可能是叫“出来”。由于洞中比较暗,什么也看不见,日本兵喊了一会就走了。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五十来人,只有我一人幸存,现在脖子上还有刀疤约 四川兵约众反抗 日军一次枪杀他们1000多人 口述:唐广普 唐广普,男,68岁 调查地点:六合竹镇 调查人:段月萍、陈立志 我老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施庄公社二级唐大队。15岁到南京,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预备班任公役。一年多以后,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在营部当勤务兵。 南京保卫战时,教导总队的任务是“与南京共存亡”。1937年12月,国民党守军全线溃散,我们把南京各城门用沙袋堵起来,城门外公路挖上壕沟,进行守备。 过不了江,只好再跑回燕子矶,这时疲劳极了,就找了个地方睡觉了。天还未亮,日本兵来了,把青年人全部撵到街心。有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说:“哪个认识幕府山的前面带路!”于是有个人站出来带路,把我们带到幕府山,关在空营房里。集中囚禁约两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妇女全被轮奸。 有个四川兵,不堪饥渴,约众外逃,结果有1000多人被日军射杀于外壕中。 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用稻草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吃不消了,尽力挣扎,爬出死人堆后,顺着江边,往燕子矶跑,在一个房子被烧、无人居住的村子里,我钻进砻糠灰里,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烘干,嚼生稻子充饥。在这里我看到一个老头和小孩划了一只小舟到村子里来拖稻草,我求他们,把我带到八卦洲,以后回到了江北。在江北,我遇到从幕府山逃出的另一个幸存者,姓诸,他说日军在枪杀后,用汽油焚烧全部被杀者的尸体。当时他被烧伤,从烟火中逃出。诸原籍广东,后来,他在六合竹镇参加新四军,和我失去联系。 伍长德口述:带伤跳进秦淮河躲藏医好刺刀伤口① 伍长德,男,76岁,南京大屠杀发生前是南京警察,现为同仁街菜场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糖坊桥 调查人:朱文英、汪道明 学术单位: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 1937年12月,当日本军队接近南京时,家里的人(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那时我在南京当警察。日军侵占南京后,见人就杀,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成了座空城。我躲进了受到国际委员会“保护”的司法院难民区。 偶尔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就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本人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 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我的背上却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里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倒在稻草上昏昏睡去了。大约过了头10天,我想总不能老是躲着,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难民区,后来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50多天才医好了刀伤。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五寸多长的伤痕。 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我曾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眼所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①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收录时,按统一格式重新编排,原证言内容除明显错误予以修订外,基本未作改动。本部分的调查时间均为1984年,不再一一注明 韩湘琳口述:日军仇恨国际救援组织 韩湘琳,男 调查地点:南京大学 调查时间:1984年 调查人:高兴祖 在日军侵占南京以前,十一月初,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武汉,高级官员都开始陆续西迁。 十一月中旬,一般市民也有往乡下逃难的。 我带着几个人从珠江路到下关去,沿路看到很多266幸存者调查口述散兵,三五成群,向下关走去。当时,挹江门东边的一个城门已经堵塞不通,西边的一个门半开着,才能走过一辆车子。周围都是铁丝网、麻袋等阻碍物。 在日军侵占南京前的六七天,就远远地听到枪炮声。听说沦陷前十天,在雨花台有过激战,日军伤亡甚重。当时城内粮食还是充足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民党开始想固守南京,贮备了一些粮食;另外,城内市民外逃的很多,粮食不会带走。 在日军侵入市内以前,城区虽然比较混乱,但是没有抢劫现象。城内,士兵比老百姓和警察多,所有的商店已全部关了门,但水电没有停止。 当时,难民区难民约有25万人(原南京市民约有120万人),逃走的老百姓,主要是向安徽芜湖方向逃的。十三日早晨,我乘汽车由珠江路去上海路。两个白俄招手要我停车,说日本人已经进城。我立即返回小粉桥一号住处,约有难民九百多人。我回到家后,听到枪声很近,就在阳台上偷偷地张望。只见在汉奸的安排下,珠江路口有许多难民在拍手欢迎日军,并呼“皇军万岁”。但随后就听到广州路上有枪声,打死一两个欢迎的难民,群众就立即逃散。当天,四处都是大火,只听到群众的嚎哭声,使人感到极端恐怖。 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日军进城后,水电停止了。到第七天,日军急于找电工修复水电。 由于我曾在德商洋行工作过,德商雷伯叫我带了几个电工去下关看机器,由两个日本校官和一个日本宪兵押送。自珠江路乘汽车去下关,一路上,只见丢弃的东西很多,汽车不能很快通行,有时还会碰到尸体。 难民区外,只有日本兵来来往往,两旁都是烧焦的房子。中山路到下关,几乎看不出是柏油马路了,满地都是衣服、军帽、弹药、破损的运输工具。鼓楼与中央路交界处,有8~10具平民尸体。 外交部广场附近,看到一具身穿农村服装并缠过脚的妇女尸体,不远处有一具年岁较大的男人尸体。五六步外,还有一具六七岁孩子的尸体,脸向上,胸部还插着一把刀。 路上丢弃的东西太多了,并且尽是一摊摊紫黑色的血迹。还有一些日本兵在用地毯和沙发烤火。 后来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牧师告诉我,原来据守光华门的中国军队约2000人,被日军俘虏,关在外交部楼下。经过他与日本人反复交涉,进去看过,看到日军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后来都被屠杀了。这个牧师后来回美国,在白宫礼拜堂做牧师。 到最高法院附近,三三两两的尸体很多,也有十多具尸体在一起。到山西路,看到一具卖豆腐的老头被日军打死在墙边,胡子上流满了鲜血,还有八九岁、两三岁孩子的尸体。再向前走,有兵、马、驴的尸体。交通部前,有三四十具尸体。路西尸体更多,都是老百姓服装。 靠北有四五十具士兵尸体,大门口有十多具尸体,是穿老百姓服装的。北边空地还有二三十具尸体。这些尸体,看来大半是集体或个别枪杀的,尸体比较集中。到海军部,门口有两架高射炮,一架已毁坏。旁边有三五具士兵尸体。门里也有几具尸体。城门口,挹江门两个大门还在冒烟,门里停的20多辆独轮车都已烧坏。城楼已被烧毁。一出城门,门西有五六具尸体,大半是男尸,也有两三具小孩尸体,门东也有几十具尸体。从尸体看,大半是惨杀的。下关到处还在冒烟,一直不断。 当时惠民河河水很浅,河滩上有许多小船,船旁都有尸体,三五具、十多具尸体不等。尽自己的目力所及,河旁都有尸体。首都电厂,有50~60具士兵尸体,电厂工人都逃到和记洋行去了。从下关进城,只见热河路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两旁百分之九十的房子都已烧掉,还有烧焦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尸体。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日本宪兵在南京散发传单,宣传皇军如何如何的好,他们十分讨厌国际救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