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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门被外国人打开？实际恰好相反，正是中国人打开了西方的国门，中国人“炮制”了全球化的格局，却在全球化的天罗地网中无所适从……”祝勇的新书《帝国创伤》着眼于“大历史中的小事件”，对于郑和下西洋的解读别开生面。 脆弱的瓷器如何抗拒海上风暴? 公元前15世纪，埃及女王哈特谢普林特，为了黄金和香料，组建舰队远航班图岛；与这一事件在时间上形成对称，公元15世纪，哥伦布出于同样的原因，寻找新航线。那么，是什么迫使刚刚坐上龙椅的中国皇帝朱棣迫不及待地派船出海，他打算用满船的珍宝，换取什么呢？ 青花的旅行是从昌江边上一个古镇开始的。这个以宋真宗“景德”年号命名的古镇，是青花瓷的出生之地。青花命中注定要在漂泊中度过一生。景德镇距海岸线只有 脆弱的瓷器如何抗拒海上的风暴？我们无须为古人的智力担忧。茶叶不仅是船上的重要货物，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减震工具，只要将瓷器置于装满茶叶的箱内，用厚而柔软的茶叶将青花覆盖，它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绵软的茶叶是它们舒适的客舱，在这里，它们将对所有的风险浑然不觉。 旅行的第一站是占城国的新洲港，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归仁港。从《郑和航海图》上，我找到了随队翻译马欢所描述的那个被当作地标的石塔。塔的下面，很快成为中国瓷器的聚集之地。青花出现在南海的天空下，精美绝伦的图案在透明的阳光中更加令人恍惚。在占城人惊愕的目光中，它们被一双双陌生的手抚摸和传递。他们收下了青花，献出了最宝贵的礼物——犀牛角、象牙、伽蓝香…… 越南中部会安省占城岛附近，以及越南南部富国岛海域发现的明代沉船，证实了上述事实的存在。船过爪哇、苏门答腊，船上的瓷器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香料，诸如柏香、檀香、罗斛香，乃至价值连城的龙涎香--这种从雄性抹香鲸病胃中分泌出的蜡状物质，在香水工业发达的今天更是身价倍增，每千克上等龙涎香的价值为1至4.5万法朗，转手出售给化妆品制造商，则可获利6至10万法朗。这是 芳香的气息笼罩着船队，使它们的旅行沉浸在嗅觉的快感中。那么，朱棣的快感，是缘于这些由远航者带回的奢侈品，还是向诸国赐赠物品并接受朝贡带来的心理满足？ 有珍宝的人，才有资格与大明使臣交易 驶过苏门答腊岛西北的亚齐，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西洋。在前三次航行中，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是船队的终点。青花瓷将在这里离开郑和的船队，部分瓷器在这里被商人转运，踏上前往地中海的路途。 古里不仅是西方人向往的胡椒的产地，而且是一座自由港，国王宣布任何国家的船舶都可以在此停泊。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船队，这里几乎都是它们旅行的极限，很多年中，这里都是东方与西方的接榫之处。当船队开始返航的时候，各自船上的货物，都将在对方的船上继续它们的旅行。 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十二月起，至翌年四月止，郑和船队可能一直停留在古里，一边进行贸易，一边等待季风。我从《明会典》中查到了当时青花瓷器的交易价格：（青花白瓷）盘：每只五百贯；碗：每只三百贯；瓶：每只五百贯。根据当时国内消费水准进行折算，这样的价格已属昂贵。按照当地的风俗，他们的交易必须遵循某种惯例。交易之前，由一名宦官与对方的牙人（经纪人）约定交易日期，届时，他们将在约定的地点出现，他们的身边，是各自的宝物。 佐法尔曾经是霍尔木兹的属国，考古学家近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多次重建的清真寺、军事戍堡等建筑遗迹，毁于1503年左右。法国考古队从中发掘出1280片远东陶瓷，时代约在14－16世纪。从时间看，其中包括郑和舰队运往波斯的中国瓷器。 大明船队在阿位伯各国受到热情的款待。阿丹国王甚至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只有拥有珍宝的人，才有资格与大明帝国的使臣进行贸易。于是，郑和船队用他们携带的青花瓷器、檀香木、胡椒，交换阿丹国的猫眼石、红宝石、大型珍珠、珊瑚、琥珀等珠宝以及一些珍禽异兽。此外，苏丹还敬献了一些特殊的礼品：两条珠宝镶嵌的金带、一顶镶有珍珠和宝石的金帽、两支号角，以及嵌刻在金叶上献给大明皇帝的一封特殊的表文。 青花的旅行，远远超出了《郑和航海图》的描述 郑和的航行在也门的阿丹（今亚丁）并未终止。当我们认为红海是郑和船队到达的最远端的时候，散碎的青花又在更远的地方现身，如同只言片语，透露了关于六百年前那只船队的若干消息。 除了阿曼的苏哈尔城堡、也门的亚丁、巴林的卡拉托林清真寺遗址等处以外，非洲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甚至南非的宫殿和古墓遗址中，都有大量明朝永乐年间的青花出土。我在《郑和航海图》中寻找青花的踪迹，但是青花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郑和航海图》的描述。这使得关于那只船队的传说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青花并没有因为郑和的离去而驻足不前。16世纪，奥斯曼帝国大举入侵埃及，结束了麦木鲁克王朝对中东地区将近300年的统治。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身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它们已不是商品，而是作为战利品，随同麦木鲁克王宫内积累了数百年的国宝一道，被奥斯曼军队洗劫一空，运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15世纪的中国青花，大量出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中。瓷器上繁复细致的图案，不动声色地拼贴出中华帝国中世纪的华贵与优雅。除了梅兰竹菊、耕读渔樵这些具有鲜明的中国情致的图案之外，我还发现了那迷宫一般卷曲的叶蔓中所表达的阿拉伯文化符号。显然，瓷器的制造者对其阿拉伯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有着精准的把握。我仿佛见证了制造者与收藏者的高度默契。它几乎令我忽略了两者之间巨大的空间障碍，以及这些金贵的瓷器，在颠簸的海上所要经历的坎坷。 事物间的联系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被海洋分隔的大陆之间，因青花而建立了一条隐秘的通道。我们可以就此绘制一幅关于青花的世界地图，从中国、波斯、非洲到地中海，它单薄的身影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作为青花旅程的见证者，郑和的船队几乎与它们形影不离。伴随着海洋这个巨大的空间障碍的解除，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圆形的瓷器，仿佛被缩小了的地球，从它的身上，我解读到了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隐秘信息。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船队的航向？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的船队的航向？他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决定向西，向日落的方向行进，而不是循着日出的方向，驶向茫漠的太平洋深处？显然，这并非郑和个人的决定，甚至并非朱棣的决定，他们的先人早已为他们选择好的路线。 从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中国人就开始寻找向西的路径，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之前，至少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东方是大地的尽头，而西方却深不可测。战争与商业，不仅使欧亚大陆上的居民们彼此相识，而且培养了他们的空间感，使他们混沌的地理意识变得日益清晰和准确。他们在各自的地图上标出了对方的位置，并且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彼此间的连线。 大海不仅暗藏杀机，而且抹杀了人们的方向感。但在海上通过的旅人却络绎不绝。著名的辛巴达，就是乘坐缝合木船，通过这条起伏不定的道路，在广州登上中国的海岸。如果被朱棣推翻的皇帝朱允真的选择流亡海外，他的身影也将隐匿于众多西去的帆影中。 “海路运输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开始，意味着生活猛然变得好过。它对海洋国家的经济是个促进。早在13世纪，英国粮食陆路运输每经 中国瓷器所向披靡白银大量涌入中国 没有人能够抵挡青花的魅力，西方人通过远征来夺取青花，反而成全了中国瓷器的远征。青花成为最终的胜者，它们纷纷跨越大洋，出现在阿拉伯、甚至欧洲贵族的客厅里。由于欧洲人对中国充满着热烈的向往，所以他们不仅在陶瓷上摹仿中国，在建筑、家具、玻璃等其他装饰上也都摹仿中国，这种摹仿影响和促进了风靡一时的“洛可可”风格的出现。 专家认为，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兴起，尔后又席卷整个欧洲的“洛可可”艺术，所讲求的清淡的色调、柔和的光泽、优美的曲线，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自然、飘逸、潇洒的风格，就是在欧洲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包括中国陶瓷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精髓加以消化之后形成的，其范围涉及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的各个方面。 或许，风尘仆仆的郑和船队远行的目的并不在于以物易物的实物贸易，也无须对“厚往薄来”斤斤计较，如此鼠目寸光并非大明帝国的风格，当整个西方世界都以欣奇的语调发出“瓷器”这个音节，并以之作为中国的代称，郑和船队才真正完成了使命；或许，只有依靠一支强大的船队，才能维持本来就很松散的朝贡贸易。 但是，在郑和身后，真正的“朝贡”才刚刚开始，而且不需要任何官方的使节，从东方到西方，都自发性地卷入这种贸易中，天涯海角，无不成为青花环球旅行的一个驿站。据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统计，明代中国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出口总额的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50%。瓷器所向披靡，使中国在其后的几百年中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西方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埃昂在1646年无奈地说：“带到法国的金银似乎被装进了一个漏底的口袋，而法国只是一条水流不停的运河。” 哥伦布的远航开辟了掠夺美洲的历史，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贵金属矿金、银的盛产地，并把大量金银运回欧洲。然而，这些金银也只是在欧洲稍微歇一下脚，就被转移到了中国。它们与中国瓷器相向而行，青花的故乡，正是它们的终点。“美洲1571年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贡德·弗兰克甚至把中国形容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持续数百年的贸易逆差终于超出了西方的承受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拒绝中国瓷器、丝绸和茶叶的诱惑，他们于是通过卑劣的鸦片贸易来扭转被动局面。从1780年开始的一百多年里，无以数计的鸦片被运往中国，中国的白银渐渐化为缕缕青烟，这个东方大国，在西方人眼里已变得如青花一般，外表华美，却不堪一击。 摘自《帝国创伤——重述中国历史的五个悲情片段》祝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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