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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先生亦平生所拜识的文学巨匠名流，近知先生之日记皆经编整出版，因得重温其中所记涉及我与先生学谊交往的若干片段，恍如隔世。但发现刊印本并非全帙，已遭佚损，颇有残缺。因嘱女儿检搜敝箧劫后幸存的旧信札及诗稿，竟然获有劫余焚剩，不禁喜出望外。因补记于此，诚所谓吉光片羽，莫非至宝。
1952年我到华西大学任教后不久，即雷厉风行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紧跟着是高等院校大调整。我是华大唯一一个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师，归入四川大学，而良友燕园旧同窗凌道新却被“遣发”到重庆北碚西南师院去了。他因在彼校，遂与吴宓先生过从渐密。凌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共同语言”的英年才彦。道新兄常常于信中向我展示吴先生为他改定的诗句，于是我有了借阅吴先生诗集一阅的想法。通过道新兄传达，诗集很快寄来了，我马上写了一首诗向吴先生致谢：
吴雨老赐假其集报以一律
一生倾力诗人事，
老笔精诚合耀芒。
珠玉有时如土弃，
嬛嫏无复植芸藏。
枯槐谈艺欣敷叶（钱默存），
碧柳培才惜著行（吴芳吉）。
海内交游如耆旧，
巍巍鲁殿总堪伤。
我与道新兄分开后，彼此相念，书札唱和往还；至1953年秋冬之际，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很快遍为人知。有一天他来信说，他那校园里已有多人买到《新证》，成为话题热点，所以特意安排，要我务必到北碚一游，藉慰离怀，兼会诸位谬赏之知音，并言要组织一个小型学术座谈会，此讯遂达于吴宓先生。我将《新证》寄给顾随老师的同时，也将一册寄呈吴先生。陈寅恪先生1919年曾为吴宓先生之《红楼梦新谈》题过诗，我对此记忆尤深，其词云：
等是闲浮梦里身，
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
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
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
付与劳生一怆神。
于是我就步陈寅恪先生韵也作了一首，一同寄给了吴先生和诸位师友：
用陈寅恪先生旧题吴雨僧先生红楼梦新谈韵自题新证一书并分呈陈吴二老
彩石凭谁问后身，
丛残搜罢更悲辛。
天香庭院犹经世，
云锦文章已绝人。
汉武金绳空稗海，
王郎玉麈屑珠尘。
当时契阔休寻忆，
草草何关笔有神。
书和诗寄出后，不意接到了吴先生的手书一件，全文如下：
汝昌先生：
赐诗及《红楼梦新证》一部，均奉到，拜领，欣感无任。恒于道新仁弟处得悉雅况，曷胜神驰，寒假切盼来渝碚一游，藉获畅叙并资切磋，兹不赘叙。赐诗甚为光宠，和诗祈稍假时日，定必作出，来时请带锦册，当题写于上。未奉颁赐以前，已读《红楼梦新证》一过，考证精详，用力勤劬，叹观止矣。佩甚佩甚。宓不能考据，仅于1939撰英文一篇，1942译为“石头记评赞”，登《旅行杂志》十六卷十一期（1942年11月），自亦无存，近蒙周辅成君以所存剪寄，今呈教（他日祈带还）。1945在成都燕京大学之讲稿，论宝、黛、晴、袭、鹃、妙、凤、探各人之文若干篇，曾登成都小杂志，容检出后续呈，但皆用《红楼梦》讲人生哲学，是评论道德，而无补于本书之研究也。其他所知有关《红楼梦》之时人文字，容后面谈。惟王季真应作王际真，其人与宓相识，济南农家子，清华1923级校友，一向居美国，仅1929夏回国，在京与宓晤谈二三次，当时宓曾在《大公报》文副中介绍其人与其书。……宓《诗集》蒙赐读，甚感，若京中故妻处尚有存宓函询托必当另以一部奉赠。屡承索寅恪兄与宓抗战期中之诗，容后时抄上，久迟为罪，兹寄上（一）“五十生日诗”奉赠，祈留存。（二）“梦觉”等诗四页，系在成都燕京时所印，只此一份，故望带还。诸诗皆“思想改造”以前之作，幸恕其愚妄而勿罪焉。书不画意，即颂文安
弟吴宓顿首
谭艺录承示，与《余生随笔》有关，又与宓诗集中如卷十三、17页亦有关，特默存博学，非宓所可及耳。
即此一札，价抵万金！试看：第一，他将平生读《红》讲《红》的所有论述之见于刊载者，详细晓示。第二，与陈寅恪、钱锺书（默存）等诸位大师名家之关系。第三，他自己的诗作与别家不同，是一部中英诗名篇互译的创新版本，别开生面。第四，他对拙著已有评价，故因《新证》而引起的题诗，也由这里开始逐步增拓而蔚为大观，顾随、缪钺诸位前辈名家，先后咸有和作。第五，王际真是早期英译《红楼梦》的名手，西方读者初窥芹书者，多以王译为启蒙师，影响甚大。先生指出，我将王际真之名误书为“王季真”，应为改正，其治学、行文之谨严，由此小例子亦可推知，何等乐于诲人之高风美意。
这年放寒假，我果于约期前往，并按吴先生所嘱随身携带了锦册。那时成渝铁路已通，凌兄特自北碚赴重庆车站相迎。我一出站，见他伫立栏外，丰采依然，心中无限欣喜。然后乘长途汽车到达了北碚。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山上居住。
我与吴先生的一聚之缘，是在1954年的上元佳节间，地点是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那时西南师院颇有几位老辈名师，吴宓、孙海波、吴则虞等诸位先生是席位最尊的，都应凌兄之请到了座谈小会，还有几位年轻些的，如荀运昌先生、赵璇琮女士……
我与吴先生会面了，没有什么寒暄俗礼套言。我对他并不陌生，因为读过他的带有“中西合璧”特色的诗集。至于他“视”我为“何如人”，倒不曾想象过——好像是“早就读过的”，今日只是“续前”的一般。
视见先生，印象如何？可是不易“描写”。他生得貌不出众，平常又平常，身上并不带着诗人气质或什么才华风韵，语言也不出奇。我方知他之无奇，一切显得那么平常，才是他的奇处——奇在罕见的一种率真的人格。
文人，“知识分子”，往往是怀才自负，也不甘寂寞，需要“知音”，因而在众中总会寻机会显露一点自家的抱负才能，与众不同之“奇”处。吴先生是与此相反。
然而，出人意想的却是他的无意违众，倒成了他的最大的“逆俗”。
比如，我们相会之目的是为了“红学”，他却并不喜作“成本大套”的“论红宣言”，只是像一般不治红学的那几位教授老师们一样地“闲谈漫话”。有位老师给我写了某一僻书中关于曹雪芹的材料的名称，这时吴先生也补充几句他所知道的，但当别人说了他所不同意的见解时，他却话语多起来，十分直率地表示“不然”“不对”“不是那样”！
那个夜晚，华灯书室，说《梦》话芹，气氛十分热烈而又新鲜，在我这“级别不高”的人生、学术经历中，这样的聚会确是唯一而无二的。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新证》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果然我得了好几首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给你题一首曲子。
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吃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抄录了他曾为陈寅恪所作虚无夫人小说的一首诗，还为我题写了一首《红楼梦曲·世难容》，其中有云：“……行真人愈妒，守礼世同嫌……”
《世难容》者，谁也不会忘记，那是曹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
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如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着巨大的悲剧性。
当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后，他曾特嘱其原配陈夫人代为寄赠来一部当时已然难觅的《吴宓诗集》。可惜这部书与许多珍贵“文物”都随“浩劫”而不可再见了。
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红楼梦》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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