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姊妹合影于一九四六年，前左起：允和、元和，后左起：充和、兆和。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元和、允和、兆和）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有大都市年轻人的优势：可以经常上戏院，很早就知道摩登都市是什么样子，也知道现代化的特色何在。她们的知识面比较广，知识的种类更丰富，她们口中的词汇更为流行，还可以一起讨论科学和政治。但是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而姐姐们诗歌中的用词甚至情感，都是从背过的诗里照搬过来的。她们虽然还是孩子，但是都有艺术鉴赏的直觉，所以公认充和的诗才更好。

　　充和的姐姐们认为，妹妹的独特个性，来自于她所受的与众不同的教育——她从小随祖母住在合肥老家，祖母请了几位老师每日对她悉心教诲，她自己也相当努力地去达致老师们的期望。不过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这些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她宁静的气质。充和早年的生活习惯于沉思默想，没有竞争的压力，也不需要作论证和分析。三岁前，她就学会了背唐诗，然后又读了几种启蒙书，为继续攻读“四书”打下基础。充和每天要学习相当长时间，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这些让她养成了学者的习气，也让她有时间自在幻想。

　　充和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一九二七年，当合肥的上空突然出现飞机时，她以为那是脱了线的巨大的风筝：“可是一会儿它又回来，竟如真的老鹰一般，在天空盘旋三四周。”当天，她正跟着朱先生学《论语》。

　　先生脸上有点失色。我又跑到窗口去看。先生命令式地惊慌说：“快躲进来，那是飞机。昨天我在王兴运（茶馆）听到消息，这是北军的飞机，恐怕有丢炸弹的危险。听，它老是不走。”

　　飞机是山东军阀张宗昌派来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剿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会的同情者时，张宗昌将军队开入安徽，围攻合肥，围城战持续了两个月。

　　充和回到苏州自己的家中后，她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也可以结交更多朋友了，不过她仍然喜欢独处。她在乐益女中上了一年学，虽然这学校是她父亲毕生的心血，也是她父亲的骄傲，可是充和在里面却不太习惯。她最不喜欢的是各种纪念日——比如说，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和忌日、中华民国建国日等。每到这些日子，学生们就得到礼堂集合，站在孙中山像前默哀几分钟。接着是恭读总理遗嘱，和许多的演讲。充和回忆道：“红旗白旗轮番挥舞，加上冗长的演说，把我的头都搞晕了。”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由。家人和朋友都劝她参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兆和提供了住所，充和就开始在北大旁听，几个月后，她搬进了自己的公寓。

　　充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至于数学则不大一样，十六岁以前，她从来没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她就要面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看不出学数学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充和又是个很顽固的人，在准备考试的几个月里，她几乎没把数学放在心上，更别提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了。考试的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

　　她数学考了个无可争议的零分，但同时她的国文却得了个满分，这种结果给考试委员会惹了不少麻烦。委员会中的资深学者希望北大能录取这样的学生，但是考试规则明确规定了，考生如果有一门课是零分，就不能被录取。于是考试委员会向批改充和数学卷子的助教施压，要求他重新审核试卷，看看能不能给她几分。助教重改了试卷，还是只能给零分。最后，委员会只好自己想办法，强行让充和通过。（几年后，充和跟改卷子的老师结识并成了朋友。他们常常拿一九三四年夏的那场考试来开玩笑，争论其中的是非曲直，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胜利的一方，并为此沾沾自喜。）

　　充和进入北大的过程如此特别，以至于当地报纸在大学新闻栏中做了专题报道。不过报道中称这位学生的名字为“张旋”，那是充和报考时用的假名。她不想让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以及姐夫沈从文。因为当时沈从文已经是著名作家，招考的老师中很多人和沈从文相识，或者是读过他的作品，充和担心自己和沈从文的关系会让他们对她偏心。同时，这一举动也是充和的自我防护及保护家庭的措施，以防万一考试失败，不致让家人和自己蒙羞。她弟弟宗和有个朋友在宁夏当校长，这个人为“张旋”开了一张高中文凭。

　　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当年只录取了一个女生。胡适，此时是北大中文系的主任。充和离开学校之后，他才知道兆和与充和之间的关系，不过他曾数次赞赏充和的学问，并在充和因病打算离校时劝说她不要放弃。充和在北大这所名校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虽然这里不乏名师：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充和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部分也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利用那段时间。不过总的来说，当时的学生都无法静心向学。很多学生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充和回忆道：“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等。”

　　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师生都可以去听。充和与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课。充和说，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她与宗和最亲密。他们相差仅一岁，而且都喜欢昆曲，也都只参加小型演出，大多出于自娱自乐。

　　抗战期间，呈贡小镇上住着好几位文艺界的杰出人物，但是来访客人更喜欢在充和、兆和的住处逗留。兆和的丈夫沈从文第一次看到这房子，就决定租下靠近前花园的三间房给自己的家人住，对面两间租下给一位画家朋友住，画家楼上的六个小房间给充和及其他想找房子的亲友住。楼上的六间房子中有一个是佛堂，充和搬进了这间佛堂。这房间很僻静，在整所房子的后部，又是楼上，但是很快这里就成了一个聚会场所。充和会吹笛子，所以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诗人和书法家们也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喜欢充和的笔、墨和砚台。充和说，即使手头再紧，有些东西她还是很讲究：“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得是最好的。”充和的房间不像以前那么安静了，不过她不介意。

　　搬往呈贡之前，充和在昆明住了近一年时间。她跑到大西南来，是因为沈从文帮她在这里找了份工作。沈从文没有进入联大之前，在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编选文学部分，之后，他推荐了妻妹充和编选其中的散曲章节。教育部给充和下了聘书，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标准很难衡量充和的学历，她上过北大，但是没有拿到学位：一九三六年她生了病，所以她被迫退学。康复后，她在南京《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期的副刊编辑。随后战争开始了。在充和回到苏州直至战争开始前的短暂岁月中，她的才学显然已经有口皆碑了。

　　很多人就在这时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个是卞之琳。卞之琳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文学翻译，是沈从文的密友。他一生都爱恋着充和，这件事尽人皆知。他写了很多信给充和，即使他已经知道充和不会选择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后，他仍然坚持写那些信。他还收集充和的诗歌、小说，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香港出版。充和没有被卞之琳和他的诗歌所吸引。她觉得卞之琳的诗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卞之琳的学生和朋友说他是沉默寡言的人，“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清癯的面颊又常常不加修剪”。充和觉得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充和对别人的评价常常是这样地与众不同，让人吃惊。

　　充和对刘文典的看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刘文典是充和念北大时的古典文学老师。也正是这个刘文典，说沈从文的月薪只应该拿四块钱。一般人大都了解刘文典的口出狂言，不过是他自命不凡的表现，充和却觉得他的话很好笑。刘文典后来因为吸食鸦片成瘾，被联大解聘，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他自视过高的报应，充和却不这么认为。她会说，刘文典是个喜欢逾矩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夸张，常发怪论。他轻视充和的姐夫沈从文，不过并不止他一个，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他都看不起，包括胡适在内。充和相信刘文典强烈的主观判断中没什么恶意。她说刘文典甚至连自己都看不顺眼，那么其他人又何必跟他较真呢？她回忆，在战时，刘文典和自己的妻子分处两地，妻子留在北平，“师母不时寄钱给刘老师，命他把钱用于醇酒妇人，还说：‘无妻妾相随，何其不便！望善自排遣，及时作乐可也。’”充和并不觉得刘妻的这种做法是曲意逢迎或头脑发昏：“刘先生说，这是伉俪情深的表现，我相信他的说法。再说，他鸦片瘾极重，哪里还能纵情酒色？”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充和叫他“书呆子”，他是允和朋友戴婕的哥哥。这位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三千年前的古老文字。当充和在北京读书时，他常常到充和的住处看望她，充和回忆道：

　　每次他来，都有意和我一起吃饭或聊聊天，但因为太害羞，结果总是一事无成。他总是带着本书，我请他坐，他不坐；请他喝茶，他也不要，就在我房里站着读书，然后告辞。结果我俩常各踞一方，他埋头苦读，我练习书法，几乎不交一语。

　　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学问大如充和者也没法明白：“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充和离开北平后，方先生写信给她的姐夫沈从文说有“凤去台空”之感。充和倒是没有批评这个人做作。

　　对充和表示好感的并不止以上几位，但是充和不想和圈子里的任何人谈恋爱。她并不是害怕爱情的风险，只是担心失败的爱情反而会破坏友谊。何况，也没有人能真正打动她。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有机动性，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她母亲和姐姐们在这个年纪的烦恼，她统统没有；日常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平庸的东西。充和不怕独处——她童年时就已经习惯于此了。她也不觉得非要结婚不可，这方面的社会压力对她没有什么作用。

　　一九四○年间，重庆政府又给了她一份工作，这次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蒋介石亲自下令教育部建立这一部门，帮助政府重新订正礼乐。

　　在他心目中，这个专家组大概就是一个类似礼部的中央行政部门，不过规模小很多而已。他这一想法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纪念会后形成的。在纪念会上演奏了哀乐，蒋介石认为这是极大的失礼，因为按照传统，哀礼以三年为期，而此时孙中山已经逝世十四年了。在这个新成立的部门里，充和的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志》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可以想象，这份工作很对充和的胃口；她过去就很难忍受各种典礼，现在可以对它们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有一份呈送到蒋介石处。蒋介石非常喜欢读这份文稿，可惜的是，在他赴印度访问时文稿遗失了，从此下落不明。

　　充和在重庆的住处，就在办公室所在那一栋楼里。在战时的重庆，她的生活算得上相当舒适。充和与她敬重的一些学者一起工作，她的朋友圈很广，包括商人、工程师、音乐家和小说家、职业官员和兼任官职的学者——他们都爱好艺术，而且非常明白他们当时处于强权统治（不管是哪些人碰巧掌握了强权）下的处境。他们中的有些人将自己比作跑龙套的——掌旗的或是马前卒，不起眼的小角色。充和觉得，正因为具有自知之明，所以这些人特别喜爱艺术——为了艺术鞠躬尽瘁。

　　充和这段时间结交的人中，有两个名人：章士钊和沈尹默。章士钊流亡重庆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沈尹默比章士钊小两岁。

　　充和一认识沈尹默，马上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说他不会给个人上课，但是愿意让充和看他写字，她若愿意拿出作品来，他也愿意阅读并修改它们。他们没有正式的约定，每隔几个月，充和就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是搭运送煤油的卡车，来到歌乐山的沈尹默宅中。充和第一次来访时，沈尹默让她写了几个字，然后他给出了“明人学晋人书”的评语。到今天，充和还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

　　在沈尹默与充和相识相交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诗给充和，充和也将自己的许多诗给他看，听取他对这些诗作该如何修订的建议。她视沈尹默为自己的第二个恩师，以前在合肥的朱谟钦是第一个。当她刚刚遇见沈尹默时，并未存心要拜师，但是自从在沈的书房中看他写字之后，充和就明白自己理应见贤思齐。

　　一开始，沈尹默客气地称呼充和“充和女史”，后来又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响下，充和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如果有时间还要练更长时间。她现在已经八十八岁，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但是战争让她忧心忡忡，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有一次，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诗中有两句让她很不开心：“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前辈学者的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因此她说，这是“拟于不伦”。她指出，文姬是被掳掠到北方；她自己却是因为战争才离开家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自食其力，尽自己的所能生活。

　　在战争期间，充和愁思不断，但并不自伤自怜。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幻想在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祖母留给自己的土地上，修建一个庄园。她知道园中应该种几棵树，园子是否会坐落在溪水旁。她想象着，这个园子里只接待学者文人和喜欢艺术的朋友。他们随时可以来做客，爱待多久就待多久。反正一切都可以随意。

　　一九四七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朴素的家中。那年九月，通过姐夫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一九三五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十八岁。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那时他的中文应该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因为沈从文不会说英语或任何欧洲语言，充和的英语水平也有限。

　　没有人会去问充和为什么嫁给汉思。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否要道出个中原委，却要看充和的意思。这一结合确实有些奇怪：一个国学修养和传统艺术十分精深的女性居然决定嫁给一个西方人、一个外人，然后离开中国，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与她喜爱的世界毫无联系的地方去定居。她并没有受到强迫，为什么终于选择了文姬的道路？（多年后，充和回忆起章士钊诗歌中的预言，不由得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个胡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方朋友赠送的古砚和几枝她最喜欢的毛笔，一盒历史悠久的古墨——大约有五百年历史了。其他的东西，书籍、宣纸、她收藏的明清卷轴都用邮寄寄到美国。除了明清卷轴，其他东西都安然抵达。

　　充和就靠着这点东西，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姊妹合影于一九八五年，前充和，后左起：允和、兆和、元和。

　　从中国回来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她从来没有放弃为自己营造一个世界的想法。在规划中，这个世界的规模比她以前所想象的合肥庄园要小很多，就是她在北港住宅后面的一片小园地。

　　充和现在很少离开她的小园子，但是仍旧以她最擅长的方式过着“游历”的生活：用她手中的毛笔，出入于虚无缥缈之境。

　　（摘自《合肥四姊妹》，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