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复旦读大一时，给我们开设《世界通史》课的是周谷城先生。同学们都久仰周先生的大名，那天早晨上课的铃声一响，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眼睛一齐望着门口。记得周先生进来，先是慢慢地脱下大衣，摘掉帽子，眯着眼睛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了一声“同学们好”，然后就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世界史不是什么”。这出乎意料的标题立时引起大家的惊异，只见周先生不慌不忙一一讲解下去：“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总和，世界史不是欧洲史的扩大……”周先生这不同凡响的讲课方式，一下子就给我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

    不久周先生在报刊上展开了同别人关于逻辑学的论战。别人批评一篇，他就反驳一篇；别人再诘问一篇，他就又辩解一篇。周先生就这样一论、二论、三论的写下去，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周先生这种敢于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的韧性战斗精神，又加深了我对他的那种特别的印象。

    然而我真正认识周先生那种特别的精神气质，却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那个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灾难岁月里，发生在周先生身上的一些事情，的确深深地震撼了我的灵魂。

    “文革”初起时，周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次他被批斗后，走出校门才被允许摘下挂在胸前的黑牌。他手里拎着牌子，挤上校门口的有轨电车，不料一个坐着的三四十岁的汉子把腿伸得老长，周先生差点被绊了一跤。周先生就对他说：“你的腿不能伸得这样长，妨碍别人走路。”那汉子看了看周先生手里的牌子，大声吼道：“你是反动学术权威周谷城，这里有你讲话的地方吗?”周先生立即义正辞严地反驳：“我就是周谷城!怎么样?为什么我就不能讲理?”那汉子仍然强词夺理地叫嚷不休，周先生也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后来车上许多乘客看不过去了，纷纷批评那汉子无理，他才悻悻然地闭了嘴。

    还有一次，校里要开会批判周先生，但周先生正生病在家，不能前来接受批判。造反派就组织一帮人去市区周先生的家里进行批判。他们站在周先生床前气势汹汹地大叫大嚷，周先生却背身面朝墙壁而睡，给他们一个置之不理。批判者喧哗了一通，见周先生根本不理不睬，也只好灰溜溜地草草收兵。

    后来，听说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到了周谷城先生，于是“四人帮”又急急忙忙地给周先生“落实政策”。有一天，“四人帮”的一个爪牙来复旦坐镇，找了一间大教室召开给周先生“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会上组织了一些人发言，名为帮助实为批判，历数周先生的种种不是，又把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拖出来鞭挞了一通。周先生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始终眯着眼睛一言不发。会快结束时，主持者不得不对周先生说：大家讲得不少了，你也得表表态呀!周先生这才把眼睛睁大，慢悠悠地说：“刚才各位发表了许多高论，不过我只有两个字奉劝大家：多余!”此言一出，语惊四座。不过也只好不了了之，匆匆结束了会议。

    回想在十年浩劫中，面对“四人帮”的淫威，有的人忍气吞声，有的人腹诽而不敢言，有的人甚至缴械投降，像周谷城先生这样敢于针锋相对，“顽抗”到底的，确属难能可贵。我从《世界通史》课以后，再也没有听过周先生的课，但在风风雨雨的社会大课堂里，他那铮铮的言行却给了我远比大学课堂上深刻得多的教诲，让我领悟到应该怎样维护人格的尊严，应该怎样维护学术的自由，应该怎样在风云激荡的世界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有所憎必有所爱。周谷城先生对于“四人帮”之流的迫害，大义凛然，坚强不屈，就因为他服膺于正义，服膺于民主自由，服膺于真理。由此我也就明白了周谷城先生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为什么那么精神振奋，积极参与国务活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周先生晚年，曾书写了一幅他自己写的诗给我。这首题为《访真如寺银杏》的诗是这样写的：“叶茂根深五百年，而今屹立在人间。只缘自力更生好，岁岁繁荣自在天。”这不也正是周谷城先生那自尊自强、傲然屹立、奋进不已的人格写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