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清朝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年（公元一七八五年）赐给出席“千叟宴”的重臣元老的御笔匾，近日在广东梅州被发现。 中新社发 林盛杰 摄

提及乾隆，难免不提到他的诗。香港文汇报今日刊文称，有一种说法，乾隆一生写了将近五万首诗，接近《全唐诗》的总和，是最为高产的诗人。虽然有人经过折算，认为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的乾隆每天要写一至两首诗，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不过这种数量上的真伪，暂且不去论它，可以确定的是，乾隆确实很喜欢写诗，不仅时常炫耀自己的诗才，而且还好为人师，经常评点臣子的诗作，进行指导。 

　　文章援引清人张康祺的《郎潜纪闻》记载称，有一年乾隆出巡，下榻于留都盛京(沈阳)，见陵寝的祭祖礼器摆设得很凌乱，不符合法度，就问责于接驾的礼部侍郎世臣。接下来，乾隆在世臣的诗稿中看到有“霜侵鬓朽叹途穷”之句，更为不悦，批道：“你如今官居高位，有什么‘途穷’的悲叹？难道你以为自己是被贬谪到黄州的苏轼？以你的才学，怎敢和苏轼相提并论，也不怕丢脸。”

　　紧接着，乾隆看到诗稿中有一句“秋色招人懒上朝”，心头又是无名火起，批曰：“大清朝向来对不同级别的官员有着不同的要求，你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理应勤政尽职，早晚操持公务不懈，怎么反以疏怠懒散而洋洋得意？你这样的品行，怎能为百姓、为部属做出表率？”继续往下看，乾隆又看到“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的诗句，更是愤怒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批曰：“盛京是我大清的龙兴之地，此地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你竟然忘记了这些，以长安为家，真是逞意妄为之极。”盛怒之下，乾隆立马撤了世臣的职。而后，意犹未尽的乾隆又下令盛京的所有官员，每人都要抄录一幅他的手谕“盛京为丰沛旧乡，世臣不应忘却”，悬挂在办公的官署里面，早晚念诵，以志不忘。

　　其实，世臣所作的诗不过是他感慨岁月如流，从而引发的人生苦短的感触；或者是借秋色或明月抒情言愁，表达一时的思乡心情。大概他自己也从没想过要和苏轼混为一谈，更无褒贬与夺之意。只不过，面对乾隆不分青红皂白的曲解和强解，世臣也根本无从分辨，更不敢言语违逆，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接受一切事实。

　　相比起来，另一个礼部侍郎就幸运得多了。沈德潜67岁时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于他经常和乾隆以诗唱和，深得荣宠，故在当时，他的诗论和作品也很具影响力。有一次，沈德潜进呈新诗，其中有“夜梦俞淑人”之句，是沈德潜为追怀去世的妻子所写，忘了删掉就呈了上来。乾隆见了，就说：“既然你悼念妻子，何不告假回去料理后事。”当即放了沈德潜的假，并写诗为他送行，令众人羡慕不已。

　　沈德潜假满归来，恰逢孝贤皇后去世，诸臣纷纷献上哀悼的挽诗。由于乾隆御制的挽诗中有“儿”字和“亡”字，想要与之唱和，很难措词，故而对仗工整的诗作很少。沈德潜诗曰：“普天俱洒泪，老耄似童儿。”又云：“海外三山杳，宫中一鉴亡。”乾隆见了大喜，令人抄写起来，让众人传阅。

　　不久，乾隆将自己的十二本诗作，交给沈德潜修改审订。沈德潜很快就改好了其中的四本，交了上去。乾隆看了之后，特地把沈德潜招来，说：“你修改的几处，都很好。唯有《大钟歌》里的一句‘道衍俨被荣将命’，你改成了‘荣国’，想必你以为我是说明代的道衍被封为荣国公的事情。其实，我是用了一个典故，因为‘荣将’是黄帝时的铸钟人。古籍众多，肯定有我看过而你没看过的，也有你看过而我没看过的，这很正常。余下来的八本，你再慢慢仔细修改。”

　　至于沈德潜是真的学有所遗，还是故意卖了个破绽，就是想要讨得乾隆的欢心，以满足他好为人师的心理，如今已是无法考证。命运迥然相殊的世臣与沈德潜，两人之间不同的遭际，与写诗的水平毫无关系，而是看谁更懂得揣摩阿好，写出迎合上意的诗作来。这也是封建时代里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