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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卷二有《地震》一篇，写的是康熙七年（1668）
六月十七日，上海、海盐地震，窗廊皆鸣；湖州、绍兴地震，压毙人畜，次日又震；桐乡、嵊县地震，屋瓦皆落。十八日，香河、无极、南乐地震，自西北起，戛戛有声，房舍摇动，十九日，清河、德清地震有声，房舍皆倾。七月二十日，钱塘地震。二十五日，潜江地震。（见中华书局版第六册第1632页）
震中大约是在上海、海盐一带，以后几天里附近一些地方还发生了余震。当时蒲松龄在距震中数百里的临淄，也受到了波及。他在这一篇里记下了亲身的经历：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馀，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上册第170页）
这现场的亲历记，就比《清史稿·灾异志》所记要具体详细多了。看来所记也很准确。例如他说“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他所处的稷下（临淄）正好在震中上海一带的西北。至于他说的“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却不无可疑。地震发生在戌刻，即晚上七时至九时之间，这时间不算太晚，许多人还没有上床吧。就说作者本人，这时岂不也是“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吗？地震突然发生，来不及穿衣裤就跑出来逃命的夫妻当然也是有的吧，不过想必不会有“街上男女裸聚”这样的规模。蒲公这位小说大家，总喜欢写一点色情的内容。《聊斋志异》的读者大都会有这样的印象。这一篇写地震，突出地写上这样一句，大约就是为了表现人们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的惊惶失措吧。
《聊斋志异》还写了另一场地震，在《水灾》篇中，写到了康熙三十四（1695）年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地震。《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夏四月丁酉，平阳府地震。”（中华书局版，第二册第241页）又卷四十四“灾异志”五：
三十四年正月朔，琼州、雷州、全州、柳城地震。十五日巢县地震。四月初六日，光化，滕县、恩县、丘县、徐沟、太平、真阳、盂县、交城地大震；临汾、翼城、浮山、安邑、平陆震尤甚。坏庐舍十之五，压毙万余人。（同上书，第1634页）
这一回，作者不在震区，所以没有现场场景的具体描写，只是简要的记下了这一事件：
康熙三十四年，平阳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廓尽墟。仅存一屋，则孝子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嗣无恙，谁谓天公无皂白耶？（同上书，第492页）
旧小说中，包括《聊斋志异》，常用因果报应来做劝善的说教。幸存者是个孝子，当然不是说那成千上万的遇难者都是忤逆不孝之人。这里就只好用“劫数”来解释了，是孝行使他逃脱了这茫茫大劫。这种说教对于一些人不敢为恶也有若干戒惧的作用吧，对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多少也有些益处。
《聊斋志异》写了这两场地震，却没有写下震后救灾的事情。这不是蒲公的疏漏，在《情史稿》“灾异志”中记下了多次地震，也没有写下震后的救援。去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举国上下大力救援，的确反映出了时代的进步。要说清朝朝廷对地震发生有什么反应，在《清史稿》中看到了这样一条：卷四十四“灾异志”五：“五月癸丑子时，京师地震。初七、初九、十三又震。”（同上书第1632页）清廷对这次近在京师的地震的反应，见卷六“圣祖本纪”一：“五月壬子，以星变地震，下诏修省，谕戒臣工。”（同上书第176页）大约以为发生地震是“天心示警”，要求群臣修省，不要上干天怒吧。其实这时权臣鳌拜专权，要一年之后康熙才真正执掌权力。这道诏书也不知道是康熙还是鳌拜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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