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

1970年唐君毅与程兆熊、徐复观、牟宗三合影（从左至右）。

1953年唐君毅（右）与钱穆（左）合影。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新儒学运动中，唐君毅和牟宗三无疑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这两位同出于熊(十力)门的当代大儒，一方面存续和扩展了儒学在当今世界的价值领地，另一方面也将新儒家的声音带入了世界。

　　1949年以后，儒学在内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势浩大旷古未闻，其触动之深世所罕见，可以说是倾巢之下几无完卵。相反在港台地区，儒学的境遇要稍好些，当代新儒家在这里找到了一小片避风之地，在有限的空间里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使五四之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得到了一脉相延。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新儒学运动中，唐君毅和牟宗三无疑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这两位同出于熊(十力)门的当代大儒，一方面存续和扩展了儒学在当今世界的价值领地，另一方面也将新儒家的声音带入了世界。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作为中国现代思想中文化保守主义的传人，其对儒学的现实力量已不再抱太多的期望，而专心致力于新儒家的学院式功业，建设起思辩精巧、架构雄宏的哲学体系。

　　20世纪哲学名家、当代新儒学的一代宗师唐君毅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就因著《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诸书而享誉国内学界。1949年定居香港后，先是与钱穆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长期担任该书院的学术领导工作，后又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兼新亚研究所所长，并短期兼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自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唐君毅先后在文化哲学、中国哲学史等领域作了大量的创发性研究工作，写下近20部学术专著和数百篇学术论文，成为港台地区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他晚年的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建构了一个心通三界九境的超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仁者风范 学术一生

　　唐君毅于1909年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的柏树溪。其虽非粤人，但先世却籍广东五华，为客家，七世祖始由粤移川，以糖工起家置田产，到了他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成为所谓耕读之家。他的父亲为前清秀才，后曾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并著有《孟子大义》一书。他的母亲也有相当的学养，存世有纯朴情真的《思复堂遗诗》。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传统礼教气氛的家庭之涵育下，唐君毅从小就培养了对古人深深的敬意和“厚道的心情”。岷江流域下川南敦厚朴实的民风和“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的金沙江景、大凉山色，更陶冶了他宽厚笃实的性格。

　　唐君毅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成都和重庆两地度过的。17岁那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不久又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诸先生，并曾听熊十力先生讲“新唯识论”，而得添列门墙。1932年，唐君毅由中央大学毕业后，先返成都教中学，不久即回到母校任助教。抗战爆发后，入川转任华西大学讲师，不久再返母校任讲师，至1944年升为教授，并兼哲学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这期间，他还曾短期兼任过华西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和无锡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春，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但因时局动荡，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

　　唐君毅到香港后，与钱穆、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除承担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1950年，倡设并亲自主持了新亚学术文化讲座，邀请著名学者主讲，历时5年，共139次，使新亚名声鹊起，为海外学人所推重。1957年后，唐君毅曾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各国参加学术会议或作专门学术演讲。1958年元旦，由他负责起草，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署名，发表了被称为海外当代新儒家思想纲领的《中国文化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为其成员之一，唐君毅受聘为哲学系讲座教授，兼任系务委员会主席，并被选为中文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后因中文大学与新亚书院的办学方针及教育理想大异其趣，新亚研究所遂脱离中文大学而独立，唐君毅受聘为所长。1974年，唐先生由中文大学退休，专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一职。1975年，应台湾大学之请，任台大哲学系客座教授一年。1976年，因肺癌大手术后，体更衰耗，于1978年2月病逝于九龙浸会医院。隔月，葬于台北的观音山朝阳墓园。

　　在熊十力的三大弟子当中，牟宗三属“智者”型，唐君毅以“仁者”著，徐复观当“勇者”名，智、仁、勇三达德，于熊氏一门尽见矣。唐君毅一生驰骋于东西哲学领域中，为建立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世界而殚精竭思，埋头笔耕，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著作。这些书可大致归为四类：第一类为“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的合集，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也包括《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第三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六大册的《中国哲学原论》。第四类为“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道德自我与人生体验

　　唐君毅思想的成熟，始于《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年)。他年轻时，读詹姆士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内心受到极大震动，随后又读了摩尔、亚历山大等人的著作，被新实在论深深吸引。早先他曾借用《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论中国先哲之宇宙观为无体观，受到了熊十力的批评，谓之“开始一点即错了”，但唐君毅当时并不心服。此后，为了进一步印证他的观点，又进一步读新实在论者攻击最烈的新黑格尔主义诸哲的著作，特别是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并由此进入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这样，一面抉择、一面思想的结果，“三十左右，便走到喜欢西方唯心论的路上去”了。由此确立了他的基本哲学立场和超验心路历程的努力方向，与熊十力之形上学，略相契会。《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是这一转变后成熟的思想观念之最早结晶。

　　在《道德自我之建立》出版之后，唐君毅计划完成一本共分为十部的巨著——《人生之路》。十部合为三编，第一编即为《人生之体验》，分五部。第二编即《道德自我之建立》，分三部。其余两部合为第三篇，即《心物与人生》。上述三本大著，虽讨论的问题和具体论述方式有很大不同，但主旨却相当一致，即皆在肯定人的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肯定本心仁体的绝对超越性和其至上的根本意义。所以，无论是“人生之体验”，还是“道德自我之建立”，都与西方式的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大不相同，不属于纯任思辩推演的普通伦理学。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所宣扬的道德至上主义，是一本万殊式的文化观，这是唐君毅建构其文化哲学、乃至整个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与此同时，他对重建人文精神的企盼与努力，也直接缘此而来。《人生之体验续篇》是唐君毅此类著作的一个终卷，比之正篇箴言警语式的短论，这本论文形式的集子显得更为系统和深刻些。

人文世界的探寻

　　由道德自我的体认进入文化哲学的建设，这便有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人文精神的艰苦探寻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大力宣揭，这构成唐君毅思想发展历程的第二个阶段。

　　五四以来，对中西文化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1949年之后，经过30余年的沉寂，“文化热”曾在内地一度呈铺天盖地之势，其所表现出来的深度的心理饥渴，恰好说明这一进程是被人为地延误了。而在港台地区，类似的断裂并没有发生过，而在港台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众多著作当中，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是起了引领风气及开先河作用的一部。它力图汇通中西文化之争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之两极，以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宏观的概论式描述。在唐先生的众多著作中，该书实占据一中心的地位，显得特别重要。

　　除《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为专著外，这一阶段的其余三部著作皆为已发表过的论文的合集。《人文精神之重建》收集了作者由内地到香港后最初五年中发表在《民主评论》与《人生》二杂志上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通论性文章。而《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则只是就中国文化立说，专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人的文化理想。这本书所收集的十多篇论文在写作时间上是和《人文精神之重建》诸文相衔接的，集中在1954—1956这三年间，大多发表在《民主评论》和《祖国周刊》两杂志上。

　　此类著作的最后一部是《中华人文与当今位界》(上、下册)，书中收集了60—70年代的论文共三十多篇。这些著作中包括在海外有广泛影响的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的几篇文章，也包括谈世界文化问题及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的文章，像《中国文化与世界》即收入其中。这些论文因写作的时间跨距较大，所谈论的内容又漫无涯际、互不类属，所以显得很零散。后来唐君毅反思道：只因当今世界有四面八方狂风暴雨之冲击，而将中国之人文风教破坏，才逼使我漫天盖地、四面八方的谈许多大问题，其实这不是我的初意，这只是不得已。

中国哲学原论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唐君毅着手对中国哲学原典作全面的考论和系统的诠释，历尽十年艰辛，终于完成了一部空前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这便是六大本的《中国哲学原论》。该著具体分为《导论篇》(1966年)、《原性篇》(1968年)、《原道篇》(1973年)、《原教篇》(1975年)四个分册。这部著作不但奠定了唐氏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崇高地位，同时也使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有开局之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2年)有奠基之劳，那么唐君毅的这部有3500页之多的巨著便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建构。

　　《中国哲学原论》之《导论篇》是唐君毅继前一阶段对中西文化的广泛问题加以反省和论述后，再回转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对中国古典哲学加以诠释的第一本著作。全书分别疏解了“理”、“心”、“名辩”、“致知格物”、“道”、“太极”、“命”等七个范畴。此书写罢，又作《原性篇》——“中国哲学中人性思想之发展”，由此看出，它并不仅限“性”之一范畴，而是涉及到整个中国哲学中的心性学说，实际上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性论史，与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堪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璧。

　　《原道篇》是继上两书之后，再进而对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综摄最广而关联性最大的范畴——道，加以论述的书。这里的“道”，不限于道家，更不是专指《老子》，而是对中国哲学中形而上观念和各种实体学说的一个总综述，故涉及面很广，内容极其丰富。因容量过大，本篇有三大册，占了整个《中国哲学原论》的一半篇幅。第一卷专论先秦哲学中之“道”。第二卷以秦汉魏晋哲学中之“道”为论述对象。第三卷为处理隋唐佛学中的形而上之问题的专著，也是唐君毅研究佛学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原教篇》是《原道篇》的续篇，专论宋明以降之儒学演进，故副题为：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但该著不同于上述几篇之围绕一中心范畴或观念展开讨论，而是以比较松散的形式泛论宋明一段的儒学思想。此书在论题的专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方面均不如《原性》、《原道》诸篇。作为一部宋明儒学发展史，亦大逊色于牟宗三的同类著作——四巨册的《心体与性体》。

　　综观唐君毅第三阶段的著作，虽以整理和疏解中国哲学原典为中心，但思想创发的情趣并没有减退。他明确表示，他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追求现代学术所标榜的纯客观的科学的、或只作历史事实之描述的方式；而是要抒发他本人的思想情感与观念，以自己的生命活动上契于古代圣贤的生命。此即他所谓“即哲学史以为哲学之态度”，这和熊十力研究中国哲学原典的精神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清楚地表明，唐君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家，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充满着主动意志和自创精神的哲学家。他坚决摈弃用西方哲学之体系和术语来套用中国哲学的方式，坚持中国哲学的自本性诠释，对现代流行的西式图解之法心存轻蔑。这一背逆时尚的基本立场，使得整部《中国哲学原论》不但因术语古旧、语言艰涩而有与世疏隔之感，并且连实际上存在着的西方哲学之影响，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无任何的形迹。

心通九境的大判教

　　唐君毅一生的终卷之作，是两巨册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年)，这是他毕生学术的总结，也是其超验唯心主义心路历程的最后归宿。其思想，经过道德自我反省、重建人文精神、诠释传统哲学这样三个阶段的漫游之后，最终停泊在心通三界九境的人文心灵世界，以对整个人类文化成果大判教的方式来终局。

　　这部伟构综摄性的思想进路包括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人生体验的沉思和道德自我的反省，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人性论的深刻透视和对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呼应，而体证合一生命与心灵的人生之内涵；另一方面是以理智思辩的形式析疏中、西、印三大思想系统中的有关知识、伦理、宗教等问题，而将所有的人文层面都统摄于一超验心灵的序运流转之中。因心灵活动表现出种种的不同，故对心灵世界的观照也就有种种不同的方式，此即本书所谓的横观、顺观与纵观之“观法”。

　　唐君毅借用了佛家之体、相、用三分法，以明心灵观照的客观对象和心灵自身的主观活动。不同的体、相、用三观，相应于客观、主观、超主客观三界，以此展示出心灵活动的九种境界，此即该著所谓的“心通九境”论。九境依次是：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前三境属客观界，中三境属主观界，后三境属超主客观界。

　　这里所说的三界九境，均是由心灵依不同的观照而显，皆为一超验的心灵世界所合摄，故所谓主观、客观之分，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同属于心本论的形而上层面。九境，不但包括了心灵世界的所有层面，而且也统摄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相关的科学知识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文学艺术问题，哲学宗教问题，无不包含在这一庞大的系统之中，由此构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中国当代的“哲学大全”(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唐君毅先后在文化哲学、中国哲学史等领域作了大量的创发性研究工作，尤其是他晚年的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建构了一个心通三界九境的超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唐君毅大事年表

　　1909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柏树溪，其先世籍广东五华，为客家。

　　192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熊十力等。

　　1927年：转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哲学系。

　　1943年：出版首部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论集》，与谢廷光女士结婚。

　　1944年：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1949年：与钱穆、张丕介等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教务长。

　　1953年：《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出版。

　　1958年：负责起草并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63年：新亚书院改制，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

　　1966年：《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出版，此后续出原性、原道、原教诸篇。

　　1974年：由中文大学退休，专力于新亚研究所的工作。

　　1977年：《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出版。

　　1978年：在香港病逝，葬于台北观音山。

　　□链接·同代撷英录

　　牟宗三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93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后，曾在华西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主。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讲授逻辑、中国哲学等课程。

　　1960年去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中国哲学、康德哲学等。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

　　徐复观

　　徐复观(1902-1982)原名佛观。浠水人。

　　徐复观早年求学日本，继而投身军旅，参加抗战，曾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机要，最终从政治圈转向学术界，成为新儒学的重要人物。

　　1949年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成为20世纪50至60年代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其代表作有《两汉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