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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一套2009开年大型纪录片《台北故宫》总导演周兵，出版同名新作《台北故宫》，以独家视角揭秘台北故宫的旷世文物，讲述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和一些不得不面对的真相。本版选摘几位对故宫有特殊贡献的“老宫人”。他们是伴随着文物去往台湾的人，他们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造成了60年前的那次颠沛和迁移，他们都是一些值得尊重和同情的人。他们都为保护这些中华文明的古物，尽了自己的力，值得我们去怀念和记述。 杭立武 杭立武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跟故宫的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名字，也因为跟故宫国宝联系在一起而为当今的大众所知。迁运国宝的故事听起来惊险过瘾，他一生的经历自然也一样精彩纷呈。 在南京设立难民区 杭立武是安徽滁县人，生于1904年。中学时，杭立武进金陵大学主修政治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名额，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学成归国后，杭立武怀着报效国家的雄心开始逐步实现抱负。刚开始时，他受聘在中央大学任教。 史料记载，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失陷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专门保障难民安全与生活的“安全区”（又叫“难民区”）。一度有近30万人聚集在这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避难。安全区的设立与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这个安全区是杭立武发起设立的。50多岁的约翰·H·D·拉贝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他就是闻名世界的《拉贝日记》的作者。当时33岁的杭立武担任了委员会总干事，美国人乔治·费区任副总干事。宁海路五号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杭立武日后迁运国宝的契机就埋伏在这里。 战乱期间，主持文物迁运 当时，南京市长马超俊听说了难民区的事，建议杭立武将朝天宫故宫文物院也纳入难民区范围，以免日军破坏。但当时的难民区地区图已经划定，要更改并不容易，而且杭立武内心并不认为日军会依照国际惯例尊重难民区，而故宫文物事关重大，他自己无法决定。于是他向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文物尽快迁到后方。蒋介石得到报告后，让杭立武负责文物抢运。杭立武一直认为难民区的事很重要，也紧急迫切，但日军已经打到南京外围，抢运文物刻不容缓。最后他把难民区的事交代给当时的德国副主任，自己决心排除一切困难搬运文物。 朱家骅知道后大加赞赏，表示愿意在必要时动用中英庚款基金用于古物搬运。但现金还是缺乏，杭立武只好向关务署英籍总税务司借了数十万元。 当时的南京城已经极其混乱，老百姓纷纷逃难，交通工具很难找，从 迁台时刻：撤下自己行李，力保张大千和78幅敦煌画作 有了惊险的抢运，杭立武对这些用自己生命去保护的古物产生了感情。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他，以故宫董事会秘书的名义，发起成立了文物搬迁小组，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图书馆和外交部五个机构组成委员会，开会决定挑选文物精品迁运到台湾。杭立武被推选为总负责人。 留下的杭立武又碰到一系列紧急事件。原来抗战时，河南博物馆的69箱文物也南迁到了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抗战胜利后没有运回。河南省政府主席向杭立武求救，希望他能设法将这批文物迁台。杭立武立刻向蒋介石汇报，正打点行装准备上路的蒋介石当即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不惜任何代价抢运这批珍贵文物。这次搬迁比以往几次更仓促紧张，当时重庆情形混乱，贮藏文物的防空洞不通公路，交通困难，工具缺乏，河南博物馆的人员也不知去向。在飞机就要升空的最后关头，精选的38箱河南博物馆文物费尽周折终于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由两架运输机运往台北松山机场。 离开重庆后，杭立武随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准备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阎锡山带了两箱黄金，是为去台湾后的生计准备的。同机的陈立夫等人担心飞机超重，让杭立武去劝阎锡山。正不可开交时，张大千又匆匆赶到出了个新难题。他要求带78幅敦煌临摹壁画搭机。当时飞机载重已饱和，机长不同意再增重量。一边是珍贵的艺术品，一边是绝不可能丢下黄金的阎锡山，杭立武当即决定把自己的行李包括20两黄金撤下，让张大千和他的画登机，并与张大千约定到台北后，张捐出这些画给故宫。问题因杭立武的高风亮节获得解决，最后一班飞机终于起飞。 即使没有迁运故宫文物的经历，杭立武的卓越成就也足以自慰，但与故宫国宝结缘却成为他人生故事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庄严 “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这是庄严于1969年8月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时说的一句话。这位“老宫人”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经北大教授沈兼士推荐，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务员，之后在战乱时期一路护送文物，历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安顺办事处主任、巴县办事处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及副院长等职，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45个年头。为此，他曾自豪地宣称“从一而终，亦不过甚”。 发现故宫第一号文物 1924年年底，庄严进入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为事务员，开始参与清点清宫文物的工作。期间有几个事令他日后津津乐道。其中一个是，某天他在清点文物的时候，竟然看见养心殿的书桌上，还放着半个吃剩的苹果。原来那是半年前溥仪接到出宫通知时，惊惶之余留下的。另一件事是溥仪出宫时，私挟三希堂的《快雪时晴帖》，被驻警发现而扣留了。而三希中的其他的二希——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伯远帖》，很早就被溥仪的庶母瑾太妃偷偷卖到宫外去了。第三件更是有趣，庄严后来在文章里写道：“我还记得那时候各宫清册的编排，是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顺序来排定的，当时被编列为天字（乾清宫）第一号的物品，竟然是一张‘二层木踏凳’；这是一张放在屋内用来开关门扇用的红油木器，没想到竟成了故宫天字第一号的文物。” 自入故宫之日起，庄严先生便秉持着文物乃“学术公器”的理念，并将之贯彻一生。1926年春，28岁的庄严与同事合作，用故宫特制的纸张与印泥，将宫中所藏古代铜印1295方全部手钤，汇编26部，定名《金薤留珍》。这本印谱售价高达银洋100元，却深受欢迎，卖得很好，后来还一再再版发行，可见其意义。 一生随文物颠沛流离 “九一八”后，故宫文物南迁，庄严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和迁运工作。从2月到5月，文物前后共分5批从北平运出，辗转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1936年，南京朝天宫旁的永久保存库修建完工，于是原存上海的四单位文物，便在当年年底，全部用火车运到南京新库存放。在此期间，当时的政府遴选了735件精品，装入80个特制铁箱，运到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庄严的一生是随着故宫文物的颠沛流离过来的，故宫文物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分三路西迁大后方。庄严押运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80箱精品，先是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再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他的妻子及3个未成年的儿子跟着他辗转奔波，他的四儿子庄灵出生在贵阳。最后，文物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华严洞内存放，并且设置了安顺办事处。 贵州省比较贫困，战时物资缺乏，生活更是艰苦。那时庄严的妻子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以贴补家计。贵州山区气候潮湿，天气好的时候，庄严和故宫同仁会开箱，晒晾容易受潮的字画，小孩子们会好奇地在一旁观看。庄严就乘机给他们讲解名画的知识。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美术启蒙。 1944年年底，贵阳告急，政府为了这批存放在华严洞80箱文物精华的安全，决定将它们撤往四川；于是庄灵全家再度和古物一道，转移去四川。 抱憾终生：“三希”未聚首 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转移到了南京。国民党从大陆撤离时，故宫文物用军舰运到台湾。庄严和尚未成年的庄灵几兄弟押运着第一批文物，一起到了台湾。庄灵还记得当时航行的情形，那几天风强浪高，坏了一个推进器的“中鼎号”在海中前进，左右前后上下摇晃，人睡在大统舱，觉得自己就像被不断摇筛的煤球。就这样熬了四五天后，才终于到达基隆港。 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是庄严北大时的老师，对他非常器重。但对于后来文物是否要迁运台湾，两人意见相左。当年庄严奉命押运第一批文物，即将启程时，人在北平的马衡曾经给庄严写信说，如果他去台湾，就断绝20多年的师生之情。据庄灵回忆，这是庄严心中的一块隐痛。 另外，他在台湾一直牵挂着国子监石鼓的事。这批石鼓自从战前在北平装箱运出，一直到运回南京，20多年来始终不曾开箱看过。石鼓留在了大陆，庄严在台湾悬念不已，甚至“每一想起即寝食不安”。 许多年后，大儿子庄申从香港带来消息谈到石鼓后来开箱的情形：“一九五六年故宫有设置铭刻馆之议，启箱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这个消息让庄严十分激动，他后来在《山堂清话》书中写到：“当我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不仅如释重负，内心更为之狂喜不已，四十多年来对于这批国宝之运迁与维护，终于得到圆满的交代。” 庄严常对儿子们说，他此生有两件憾事：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在台湾重新聚首。第二件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迁台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故乡。 1980年，82岁的庄严因肠癌病逝台北。 那志良 作为贫穷旗人家庭的孩子，那志良只读过几年免费的慈善中学，后来在恩师的介绍下去故宫做了一名看管清点文物的职员。在典守故宫国宝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坚持研究，最后成为一代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中间的曲折过程，自然一言难尽。 亲历数万公里的文物南迁 那志良1906年生于北平，自幼成绩优秀。中学毕业后，校长让他留校当老师，半年后又介绍他到故宫做事。溥仪出宫后，故宫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宫中文物。1925年，19岁的那志良正式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与故宫珍宝的缘分从此开始。那志良进宫的10个月后，紫禁城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 北伐成功后，博物院的工作正式展开，那志良被分派管理玉器，在这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故宫珍贵玉器，比如著名的“翠玉白菜”。他逐渐了解到一些基本的玉器知识，并引发了兴趣，使他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超越了一个普通人对待一份职业的本分，上升到了不离不弃的热爱，最终，成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就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南迁。那志良负责玉器的装箱，他仿效江西景德镇装瓷器的方法，把沉重的玉器和玲珑小巧的玉件分开装，都装得满满的，这样不容易破碎，也能尽量装得多。 那志良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的80箱文物由庄严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严洞存放。那志良奉命北上宝鸡，在那里，他接收保管了国子监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运送的石鼓，又一路护送到峨眉存储，那志良自己就在库房边保管石鼓，天天对着石鼓，搜集石鼓资料，后来运送回南京，也是他一路押运。这段经历的积累让他在台北写成了一本《石鼓通考》。 关于这段南迁经历现存资料不多，那志良保存了大量这段时期的往来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甚至还有采买用品的清单。这些资料的保存对后人了解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有参考价值。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为了保护文物安全，又开始安排疏散到后方。这次迁运马衡派庄严负责，那志良参与运输。文物迁运到长沙后又多次转运，宝鸡、汉中，每个地方停留不过月余，最后运到了成都，存放于大慈寺，后又转运到峨眉。战乱中路途惊险甚多，而近百万件文物，却毫发无损，冥冥中，似乎有天神在佑护一般，那志良在自传《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感叹：“都说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是真的吗？” 押运5458件书画作品迁台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眼看大势已去，决定将故宫宝物运到台湾。那志良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觉得国共之争，与抗战完全是两回事，抗战时唯恐把国家文物陷入日本人之手，是必须要迁移的，这回却完全不同，他并不愿意为了政治问题影响到文化事业，因为在爱国宝如命的他看来，文物多一次搬运，便多一次损失。 可是，国民党政府已经下了命令。最后负责挑选这批运台文物的是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专家：书法专家庄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他们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抽出自己眼中的精品，构成了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价值连城的馆藏。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堪称‘中华第一宝’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 迁台文物一共运了3批。那志良负责押运第二艘船，于 文物运到台湾后，暂存台中糖厂仓库。糖厂开工后，文物要另觅存放处。最后由杭立武带领理事会选定了台中雾峰乡北沟。1950年，在北沟租了地，盖库房存放文物，又盖了宿舍分配居住。那志良分到北沟宿舍，负责保管文物，一直住到台北故宫新馆落成，才搬去台北。 正告老外：国宝不能玷污 到台湾一年后，那志良心里已经知道，在台湾不会是暂时的了。一年中他目睹了很多官僚行径，无聊是非，心中有时会后悔台湾之行。1965年台北新馆建成后，那志良跟随文物从台中雾峰北沟的临时仓库搬到了台北士林外双溪。那里专门修建了4间一级专家宿舍，那志良在那里住了30多年，直到1998年去世。1978年台湾艺术大学聘请那志良去教授古器物学。在王庆台的回忆里，那志良温文儒雅，非常准时。那志良有时会和王庆台等学生聊天，说到两岸局势，他认为将来必然会走向复合，故宫文物属于全中国人，是一个历史的结晶。 说到那志良对文物的爱惜和严谨，有许多故事。一次台北故宫文物到纽约展出，美国《生活》杂志前来拍照。为了表现出一个清代瓷碗的薄度，摄影师拍死一只苍蝇想放在碗内，这样从外面拍照，苍蝇便清晰可见。然而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意却遭到那志良的拒绝。他坚持认为国宝不能沾有污浊之物。几经争执，摄影师只好妥协，换了一只草虫。 不仅如此，他家中没有任何文物藏品。因为人在故宫，一定要避嫌。他把这称作文物守护者的基本职业素养。甚至，他招收弟子的前提也是不准购买古玩。 1994年，当年曾与那志良一同共事的单士元访问台湾，与那志良在几十年后再见。当单士元问及第一批南迁时的4位元老，那志良轻轻回答，已故去3位。而那志良也迫不及待询问当年留守在故宫的几位故友，单士元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往事如烟，单士元与那志良当时心里感慨，能侃谈初建北京故宫博物院者，海峡两岸故宫各只剩一人了。 1998年5月，单士元去世。4个多月后，那志良也故去了。从此，一段活的历史便随他们去了。 索予明 索予明是故宫搞漆器研究的一个专家，今年90岁了。当初故宫文物迁台，分三批走，他押运的是第三批。战时什么都紧张，前两批也不容易，但第三批的经历最曲折。当年31岁的索予明是押运第三批文物的人里唯一还健在的一位，现今，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也只有他能讲给后人听了。 赴台20天，一别故乡30年 运送文物的有几个不同的机构，文物的数量有些混乱。文物开始都堆在南京下关码头江边，当时没有起重机，船来了，就找工人把箱子一个一个搬上船。据索予明回忆，第一批船起航时，有人送来了几件文物，其中有价值昂贵的翠玉屏风和玉花瓶，都是当初汪精卫伪政府带去日本谈和的礼物，抗战胜利后日本归还给中国。杭立武觉得这几件文物很有意义，想带到台湾去，但前两批船都走了，只有第三批的“昆仑号”。但“昆仑号”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最后这几件塞进了船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屏风很长，装进去和取出来都颇费了些力气。 索予明说屏风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陈设，“屏风是八字，他是再折起来的，折起来好收藏。折起来，他分成两个，一个四折，两个八折，合起来是八折屏风。打开以后七尺到八尺那么高，比我们人高一点”。 当时第三批船离开南京之后，不到12个小时后，在路途中遭到解放军的炮火拦截，船身有部分损坏，人员躲在船舱里，船趁着傍晚时晦暗的光线迅速逃离。 这批船上有五六十人，押运文物的有3个机构的6个人。船上物资和淡水缺乏，所以第二天到了上海，船停下来补给。大家上岸去买水，有些人直接从上海回了南京，没再上船。 从那以后，船一直走走停停，索予明记得在舟山因为修船停了7天，在马尾又停了10多天，没有人说明是什么原因。就这样，20多天后才到了台湾。索予明感到幸运的是“路上一路波折，东西到了一点都不少，这就算不幸中之大幸”。 而不幸的是，索予明这一走，就永别了亲人。一别就是30多年。1981年他终于回到大陆探亲，家里全变了样，家族里的所有人都不在家了，有的被下放到云南，有的被派去了新疆，剩下的老年人都不认识。最终他得知母亲已经去世。他是家里的独子，他走了后母亲就孤单一人。母亲的房东告诉索予明，他母亲的身体很差，有病的时候没人照顾，“有时一口面条还没到口里，就掉到地上去”。 清点文物长达10年 船在台湾靠岸时，船上的官兵征求押运文物的专家的意见，停在高雄还是基隆。索予明他们认为从基隆到台中交通会方便些，就停到了基隆。住了一晚后，第二天跟台湾铁路局交涉好了，他们就乘火车到了台中。 到了台中之后，三批文物都到齐了，共有3000多箱，需要一个稳妥的地方堆放，在台中糖厂仓库暂存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了雾峰北沟村，建了仓库和宿舍，文物和它的保护者们在北沟一住就住了17年。初到台湾安顿下来，说不上出版、研究，重点就是在保管。索予明说当时就是想把这个东西保管好，“这个任务现在是达成了，到现在我一直还在保管这个”。 他和其他几位故宫的“老宫人”一样，在保管的过程中，自己也做研究，但到台湾之后，想继续做研究，都找不到参考书。文物不能随便开箱看，故宫博物院跟“中央图书馆”有几千部书，也不能拿出来参考，迁运过程和最初安顿时的重点只在保管。安顿好以后，才慢慢开始业务推展。1951年前后，有人提议应该清点文物，得到了理事会同意，于是开始清点文物。各组把箱子打开跟名单对照。由于文物数量庞大，清点工作展开以后，差不多10年才结束。大家发现文物基本上没有丢失和损坏，可以称得上奇迹。 清点过后开始办小型的展览。在北沟建起了小型的展览室、陈列室，把文物分批展览。很多人慕名去参观。 最大愿望：回到北京 在北沟生活了17年，生活虽然清苦，索予明却很怀念那种淳朴的乡情。后来在研究所时索予明教授古器物学。在他看来器物学它是连贯的，古器都是有生命的。教古器物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瓷器有非常好的手工艺，后来他个人做研究的重点就转到了瓷器。瓷器在秦汉的时候开始制造，一直到唐代、宋代，做得非常之好。现在的瓷器传到日本、韩国去，也成了他们文化一部分。 在索予明的弟子眼中，他是一个严谨治学、不求名利的人，“先生不是那种习惯于在光环下接受掌声，享誉学者专家的令誉美名，许多时候，他是身著灰色的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侧身在深冷的地下室，挥抖满身积尘，默默无声，检索、抄写，册复一册，日复一日，做着一些乏人问津的冷门事业。” 从1965年台北故宫新馆落成之后，索予明就随着文物一起到了台北。索予明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由两个单位合并起来的，一个是“故宫”，另一个就是叫“中央博物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故宫的文物将来还都回到北京，“中博”的文物还回到南京，他也跟着回去。而实际上“中博”已经消失60年了，他的愿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 摘自《台北故宫》 周兵 著 金城出版社2009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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