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一个“推广简化字”的宣传活动。后面的标语就是第二次简化字。

20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中，农民在田野上结合生产内容识字。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期间，胡乔木在茶话会上发言。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潘庆林向大会提交了“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汉字”的建议，该建议经媒体披露后，在全社会引起热议，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繁简之争。反对这一建议的人认为，废除简体字是社会的倒退，是瞎折腾。也有人力挺这一建议，认为恢复繁体字让大中华有凝聚力。

　　其实，汉字简繁之争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潘庆林也不是第一个提出“废除简体字”建议的人。2008年3月2日，《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王干以《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为题写了篇博客，并在此后相继贴出《简化字是资源匮乏的产物》、《简化字是“山寨版”汉字》等博文，抛出废除简化字的观点。而在去年的两会上，宋祖英、关牧村等21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也发出了“振兴繁体字”的声音，联名提交了一份《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而这些博文和提案也同样受到了很多非议，在这些反对者中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

　　简化字自推出迄今，已有50多年，今天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自如地使用和阅读着简化汉字，但对于简化字的争论自从它推出以来就已经开始，它甚至在某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和政治标识。

　　回顾汉字改革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它的身上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太多的梦想。

1第二次简化只推行了半年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许多繁体字也改为简体字。”时隔50多年，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家曾宪通对这个特殊的日子仍能脱口而出。

　　70多岁的曾宪通教授当时还是中山大学一名入学不久的学生，在那一天，他翻开报纸发现字的顺序全变了，很多繁体字也变为了简体字，而他清晰记得自己在入学填表时用的还是繁体字。“我翻开报纸一看，一些字早就在我们的手写中流行，读起来一点儿也不困难。我们当时觉得转换很自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改用简体字我们都变成文盲了。”

　　“当时的文字改革是很慎重的，是在政治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会长苏培成告诉记者。

　　建国后文字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是“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名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学家向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学改革研究会，以恢复文字改革工作。而早在延安时期，吴玉章就一直热心于文字改革，并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解放区实行过汉字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不久，吴玉章便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写信，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专门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对于吴玉章的建议，刘少奇回信说，可以组织这样一个团体，但是不能仅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该要研究整理，以便大众应用。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它就是后来设立的国务院直属机关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

　　协会成立后，人们对创立新文字的热情却远远高过对汉字的整理和简化。记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中看到，全书50多篇文章中，涉及汉字简化的只有6篇，其他的基本都是关于新文字的研究。而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近百种新文字方案，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方案则“门庭冷落”。

　　这种状况直到毛泽东对文字改革有明确表态才有所改变。1950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第一师范时的同学蒋竹如说：“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的回信给建国后的文字改革方向一锤定音，即目前文字改革只作简化改革，至此简化字的整理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反对简体字的网民认为汉字简化得毫无道理，是学者的“胡编乱造”，他们甚至编了几句歌谣来反对简体字：“爱无心”(愛)、“龟无脚”(龜)、“龙匕首”(龍)、“门开裂”(門)、“厂倒闭”(廠)、“灯白丁”(燈)等等。对于这些对简体字类似于恶搞的批评，苏培成表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1956年的汉字简化基本上是采取“述而不作”及“约定俗成”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是把民间一直在使用且范围比较广泛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和公布，“而并不是少数学者的闭门造车。”

　　1952年3月，“汉字简化表”第一稿拟出，选定简体字700个，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认为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字的数量也要减少，一个字要能代替几个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3年底文改会拟出第二稿，但这次又被退回，理由是简体字字数太少。两个月之后，第三稿拟出，收录1600多个简体字。这一稿引来多方关注，反映最强烈的是印刷部门。50多年前，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一下子公布1600多个简体字，就意味着印刷厂要改1600多个铜模。加之每个汉字都有各种字号和宋体、仿宋、楷体等各种字体，要改的铜模数量就更多了。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短时间内改动这么多铜模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后文改会又根据各方意见对简化方案反复更改几稿，直到1955年10月，方案才得以通过。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化字在《人民日报》予以公布，正式在全国推行。

　　现在我们经常能在一些40、50岁左右中年人手写的便条中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状的字，如“上亍”、“仃车”、“干卩”、“豆付”等等(实为“上街”、“停车”、“干部”、“豆腐”)，对这些字我们都需要费劲猜测才能大约明白什么意思。这些字并不是这些人文化水平低而写的别字，实际上它们是建国后第二次文字简化后的简体字。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共收入简体字848个。这次简化字在简化字形的同时，还精简了汉字的数量，如“龄”简为“令”，“帮”简为“邦”，“副”、“傅”、“腐”简为“付”，“街”简为“亍”，“停”简为“仃”，“舞”简为“午”等。但这次简化字的推行却并不成功，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周有光、王力、胡愈之等人批评这种文字比例失调，难看之极，一味追求简单而失去了汉字的风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记得，自己当时曾发表过一篇研究陆游的论文，陆游的游是写成“氵”加“尤”的。“那一次实在太过，不像汉字了，而且简化得毫无道理”。半年之后，即1978年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公开解释是《草案》是“试用”，“试用并不等于正式推行”，“现在，《草案》已进入修订阶段，大规模的试用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在报刊上就停止试用了。

　　对于建国后的第二次汉字简化，苏培成表示，这批字之所以受到诟病的关键是为简而简，人为新造了很多字，普遍性不强。“而且方案的拟定和公布过程非常仓促，不像‘一简’那么慎重，很不成熟，所以它最后的被废止也不奇怪。”

第二次简化字：产量翻几番。

第二次简化字：英雄洞。

第二次简化字表。这些简化字都被废除了。

2“广州站”是简体还是繁体，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简化字改革受到了普遍欢迎，尤其是初学者。今年63岁的何菊香是湖南汉寿的一个农民，他到现在还记得他上学第一课的课文是“開學了”。课文内容很好理解，但是他怎么也学不会那个繁体的“學”字，为此还挨了老师不少板子。后来当老师告诉他“開學”可以写成“开学”时，他非常高兴，心想以后可以不挨老师的板子了。

　　同时，简体字也给当时的扫盲工作带来福音。何菊香记得，解放初村里识字的人不多，小时候，他经常看到许多乡亲托出门的人给邻村的亲戚朋友带口信，问候平安。他说：“那时，大家都不识字，没人会写信，所以只能靠口信来互相问候。”他甚至还记得村里有一个老秀才专门替人写书信来谋生，“就一张桌子，上面有个招牌：代写书信，生意还很忙，村里很多人都去找他。”

　　“虽然简化字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并非没有批评，有些知识分子对简化字还是有抵触情绪，如我的老师唐兰先生就对简化字持反对态度。”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说，1957年唐兰在参加一次文字改革学术座谈会，在会上他对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因为这个意见唐兰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多次检讨和表态才过关。

　　对简体字持保留态度的还有陈寅恪和钱钟书。据钱钟书的学生回忆，钱钟书至死不认钱“钟”书，只认钱“锺”书，他的《管锥编》也一定要用繁体字出版。笔者曾见过一套三联出版的有简体字版的《钱钟书集》，在其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句：《谈艺录》、《管锥编》因作者不同意出简体字版而未出简体字版。同样坚持繁体出版的还有陈寅恪，他在临死还要留下遗嘱，他的作品不能用简体字出版，一定要用繁体而且要竖排。

　　在吴宓的诗文中，很多人都读到过这样的诗句：“嚼字今来不识字，扫盲我老竟成盲”，即感慨自简体字推行之后，他这位中文系的教授竟然变成了文盲，成为需要扫盲的对象。在公开场合他只能奉令而行，但在私人领域，他从不使用简体字。据吴宓幼女吴学昭回忆，吴宓没有像好友陈寅恪那样留下遗言其著作必须以繁体字直排，但他毕生都使用繁体字，并且也要求家人和好友、学生写给他的书信都必须用繁体字，“否则不读不复”。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汉字的繁简之争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由于最高政治领导的介入和表态，文字改革被政治化。甚至于简体字成为了一个政治标识物，说到简体字就一定要说是正确的，一定要赞成简体字方案，不然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新月诗人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对文字改革发表批评意见，并且在报刊撰文表示反对简化字，这些近乎于天真的举动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乃至生命。1957年，陈梦家沉浸在百家争鸣的兴奋里，没有觉察当时的风向。“反右”斗争拉开序幕，“反对文字改革”成了陈梦家的罪行之一，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对他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文革”开始，因不堪忍受折磨，陈梦家自缢身亡。

　　“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在大陆简体字被政治化，在台湾简体字也同样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曾宪通说。自大陆开始推行简化字之后，国民党当局便开始将简化汉字斥为“忘本卖国”等，并始终对文字严加管控，坚持使用繁体字，禁用简体字，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问题。一时间，简化字在台湾成为洪水猛兽，人人忌谈并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不过与大陆相反的是，在台湾提议简化汉字，甚至是写简体字的人都要被戴上政治帽子。“所以，80年代末，两岸刚刚开始往来之初，台湾民众，面对简体字，几乎完全不能解读其意。”

　　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教授王润生60年代在台湾有一次惊险的经历，据他回忆，1962年他第一次去台湾留学，从新加坡飞抵台湾松山国际机场，进海关时，他行李箱里面的十多本简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全部被没收。他回忆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五四时期的作家，即使不是左派作家如郁达夫、冰心等人的小说也是禁书，更不必说简体字的书了。不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拘留拷问，“在1960年代，算是很大方了。”王润生感慨说。

　　直到1983年，台湾政府还把简体字视为政治风向标。王润生还有一次比较有趣的经验，1983年，台湾清华大学准备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让他先寄一份简历以便办理聘任手续。王润生随手寄出了一份用中文打字机打的简体字履历表，结果台湾清华大学拖延了很久才将聘书寄给他。过了很多年，王润生才知道，原来是那份简体字的履历表犯了大忌，台湾当局需要经过调查，才批准这一聘任。

　　“大陆将繁体字政治化的思维在80年代初也还有遗留。”曾宪通回忆说，广州火车站刚建成时“广州站”三个大字用的是繁体，“火车站方面认为繁体的‘廣’字要漂亮些。”广州站用繁体题写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国家语委那里，有关人员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政治立场有问题。于是，国家语委下文给广州市政府，文件中严厉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复兴繁体字，要求立即改用简体字。接到文件后，市政府有关领导马上叫火车站负责人更换，但该名负责人则说，现在已经挂上去了，花了30多万，如果要换的话太浪费，时间也来不及。于是，为了这三个大字，广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处理小组，曾宪通当时是小组成员之一。

　　调查组来到火车站之后发现繁体的“广州站”三个确实已经做好，要拆掉重做确实有困难。进退两难之中，有一个小组成员发现在火车站后面的侧门上也挂有“广州站”三个大字，简体字书写，一问，原来是郭沫若题写的。于是“我们提议将郭沫若的这个题词换到前面来，广州市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提倡简化字运动的“急先锋”陈光尧的一本《三十言志诗》，此书为“简字丛书别集”，1936年10月印行。

1954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繁体竖排，从右到左。

1956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简体横排，从左到右。

3简化汉字的倡议并不始于新中国，而是晚清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汉字简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是共产党的专利。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其实简化汉字的倡议并不始于新中国，早在晚清即已开始。”70多岁的李乐毅这样说。他是教育部语言应用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一辈子从事简体字的研究，90年代曾出版《简体字源》。

　　中国历代都有简体字在民间流行，但真正把简体字作为正统文字(正体字)来用的主张，却是到晚清才有人正式提出。1909年，清末学者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在历史上首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提出汉字简化主张的人，我们应该记住他。”李乐毅说。

　　五四以后，文字改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被提到重要的位置，钱玄同、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都提出汉字应该简化，其中钱玄同是最为积极的倡导者。

　　实际上，民国时期，政府对文字简化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并一直在尝试着推行汉字简化。1935年，蒋介石责成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进行汉字简化，8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签署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收入简体字324个。前面一直进展得很顺利，但事情很快起了波澜。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做了一些解释，戴季陶仍听不进，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由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没办法，蒋介石只得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次年2月，戴季陶又促蒋介石以行政院的名义下了一道“暂缓推行简体字”的命令，这次汉字简化也就不了了之。

　　1952年秋，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宣传会议上再次提出文字改革，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作适度的简化”，并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等造舆论定方案。就在蒋介石推动简化汉字时，著名学者胡秋原又站出来反对，胡秋原的主张得到台湾文学界和史学界部分人的支持，他们利用“立法院”这个讲坛，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

　　见社会上不断有人反对文字改革，蒋介石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时难以施行，便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了，文字简化也就再次搁置。

　　“近现代虽然有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使用简体字的建议，但实际上使用拼音文字，汉字拼音化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李乐毅说。比如，1922年，钱玄同在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的时候就认为，“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方法，”减省笔画也就成为了文字改革的一个选择。

　　钱玄同对于文字改革的观点并不是孤例，实际上有很多知识分子持有类似的观点，即文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汉字拼音化，消灭汉字的字形代以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傅斯年、赵元任、黎锦熙等。

　　鲁迅的观点尤为激进，他曾表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赞成废除汉字代替以拼音文字，认为促使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关键是实行汉字拼音化。

4简体字曾作为拼音文字的过渡

　　“与建国前的文字改革一样，建国后文字改革确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拼音化文字，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拼音化方向非常明确。”李乐毅这样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发表支持汉字改革的意见，并指出“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因此文改会在当时一方面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便最终推出拼音文字。在当时，汉字简化实际上是拼音化的准备和权宜之计。“

　　据李乐毅介绍，1958年文改会将“汉语拼音方案”送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阅时原来的标题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是周恩来划去了其中的‘文字’二字，这才使得拼音方案没有变成拼音文字。”

　　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告诉记者，为实现汉字最终的拼音化，60年左右还在山西万荣县进行过拼音文字的试点，即用拼音完全替代汉字。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进行拼音文字的推广。万荣县还创办了一种拼音报，这种报纸完全采用拼音文字，没有汉字字形。不过试点并不成功，几年之后拼音文字在万荣县的试点被终止，拼音文字在全国的推广当然也就没有展开。

　　这种汉字改革最终拼音化的方向还体现在60年代国家组织力量对各地的方言进行拉丁字母注音，并在各方言区进行推广。“在广东方言区，当时对几大方言，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以及海南话创立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将这些方言注音当作文字，只是一个拐杖。”从现在看来，这些对方言的注音方案实际就是要为最终汉字的拼音化做准备。

　　从晚清到五四，再至建国，“汉字拼音化”一直是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汉字拉丁化”的提法一浪高过一浪，为什么？苏培成认为，“中国的文字改革与新文化运动是同一个思路，或者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晚清的屈辱记忆让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只有启蒙民众，而普及教育则是首要任务。汉字难记难认，是普及教育的主要障碍，因此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改革汉字，最终达到普及教育、启蒙民众的梦想。而日本在文字上的拼音化改革及其之后的强国姿态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所以五四之后，“汉字落后，拉丁文字先进”的言论屡见不鲜，如钱玄同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

　　有学者认为，建国后文字改革之所以会存在拼音化方向，原因有几方面，一是延安拉丁化文字运动的推动作用，二是毛泽东本人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而最关键的原因是实现与西方文字的接轨，即“汉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文字的拼音化实际上也就成为了中国走向西方，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举措。

　　1956年的另一个重要改革，将竖排改为横排，除却生理上横看视野比直看视野要宽的原因之外，与西方世界接轨恐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西方世界的文字都是横排。

　　自晚清陆费逵正式提出汉字改革的方案，围绕着汉字改革的争论便没有停止过，而且直到今天争论仍在继续。无论是网民无聊的谩骂抑或理性的探讨都让我们看到，繁简之争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甚至可以被娱乐化。不管你是否喜欢众生喧哗，但至少文化、学术与政治的分野开始清晰，这让我们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