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批史料的陆续披露，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模样越来越清晰。不过，我觉得，这些年对过去大学的讨论中，宏大叙事比较多，而对一些老大学的办学细节留意得不够。其实，正是这些感人的细节蕴含了大学应有的精神。

　　傅国涌先生一本有关民国史的书里介绍过老清华课堂的风景。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去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据另一些史料记载，老清华对学者的不同学术风格也是高度尊重的。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系的三个“牛人”中，陈寅恪精于考据，写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十多部历史专著；编著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雷海宗注重大的综合，他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入透彻的理解，他的学术观点颇有点与陈寅恪打擂台的味道；而系主任蒋廷黻呢，他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清华从不以一种风格压制另一种风格。

　　在这里，我使用了尊重一词。在我看来，对于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做学问的不同风格，一所大学光有包容是不够的，必须有从细节到大方向的尊重。包容是强势者对弱势者所做的事情不去计较，允许其继续做下去，暗含有“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意思。而尊重则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是认为别人做的事有道理有眼光，自己必须支持，它表达了某种敬意。

　　教师教学也好，从事科学研究也罢，都需要精神的充分释放，性灵的自由张扬，大学只有充分尊重教师上课和做学问的个人风格，主动解除捆绑学人精神的绳索，教师在教学和学术上的创造性才会得到激发，我们的课堂才能活跃，我们的学术也才会五彩缤纷。

　　大学尊重教师上课和做学问的个人风格，对学生的成才意义非凡。首先，教师不同的授课风格和学术路径，可以让学生得到多方面的知识营养，为他们日后从事各项工作打下坚实的学识基础。上文列举的几位学人，他们的授课都有各自的缺点，然而，正是在这种并不完美的课堂教学中，涌现出来了钱锺书、钱伟长、陈省身（清华研究生）等一流的文学家、科学家。其次，大学教育的另一个使命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一所大学尊重教师授课和学术的不同风格，等于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学生，人是各有所长的，对别人不能求全责备，而要懂得用其所长，这样的教育比其他教育更能入心。

　　学会了尊重学人的教学和学术，学会了尊重创造性的劳动，大学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