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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张元济在南洋公学。 一九五三年，张元济与沈钧儒(左)、孙子张人凤(右)合影。 抗战中，张元济编写的《中华民族的人格》。 1945年，张元济与孙子摄于上海寓所。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幅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1936年，人们打算为年届七旬的张元济祝寿，但却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于是，有人想到了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表达对他的敬意。第二年，一部皇皇巨著面世了，书中收集了21位大家的论文，这每一篇论文，至今都是经典；每一位作者，都堪称中国文化界的一代宗师，他们中有蔡元培、胡适、马寅初、黄炎培等。他们尊称张元济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们赞誉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
——编者
兴办新学 培养英才
1898年发生的戊戌百日维新，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机会。但是，它失败了。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来还当了南洋公学的校长。
或许是李鸿章赏识张元济的才华，但李鸿章向盛宣怀推荐他当南洋公学译书院的院长，还是因为张元济在翰林院时，就创办了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
张元济在科举时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他当时就认为中国当时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必须要进行维新，进行改革，而且要普及教育。所以他要办通力学堂，就是在京官里面，扩大他们对新学的知识。他觉得中国那么积贫积弱，不能老是墨守成规，这么搞下去国家就不行了，应该要引进和学习一些西方先进的东西。
当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开列书单下交总理衙门购买，朝中竟无人能通晓，京城的书店更是少有这样的书，而张元济却能把它们收罗齐全。这些呈送光绪皇帝的书，大部分是张元济自己的。因为书上有印章，张元济的名字便给光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绪皇帝在下诏戊戌变法的第五天，召见张元济。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中国的新学枢纽之所在，新式学堂、学会、报刊、出版印刷机构不断地从这里辐射全国。这对于主张以西学开启国民心灵的翰林张元济，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南洋公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设备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学府。到南洋公学任职，可以说是张元济理想的延续。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当时，张元济看重的是英才的培养。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他们痛感变法维新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出任商务印书馆掌门人
然而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从诗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出什么书？怎样出书？从此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新编教科书成时代范本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当时中国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都编得不好，一类是教会的教科书，从西方引过来的，对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另一类是读古书出身的老夫子编的，写的太艰深，也不符合教育学的规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5/4，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商务之魂 出版巨子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仑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藏书、编书、出书第一人
黄沙大漠，舞乐飞天，千古敦煌深藏在苍凉与古朴的黄沙之中。1900年，敦煌典籍现世。但在这样一个乱世，国宝的显现只能预示着又一次劫难到来。绝大部分敦煌典籍被随后赶来的西方冒险者盗走了。
敦煌典籍被盗两年后，也就是191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来了一个东方人，他向图书馆的负责人要求查阅他们收藏的敦煌典籍。走过重重铁门和高高的楼梯，他在一间密室里见到了流失国外的古老文献。他想仔细地看，并想抄下目录，以便以后再来翻拍、影印。但他没能如愿。这个人就是张元济。
虽然张元济抄印敦煌典籍的目的没有如愿，但他却是第一个在国外寻访被劫国宝的中国人。寻访几近湮灭的古籍是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寻书、藏书、编书、出书，他把这看作是为这个动荡灾难的民族续命的大事业，他为此耗尽了一生。
在商务编书出书之余，张元济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搜罗旧书，涵芬楼就是1909年张元济专门为收藏古籍善本所建的地方。经过20年谋划，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而这些书都是张元济一本一本地收来的。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全国各地不少藏书家的藏书先后星散。1906年，江南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人打算出售陆氏“皕宋楼”藏书，多为极其珍贵的宋版书。当时“皕宋楼”有两百部宋本，宋版书流传到民国时已经非常稀少了，大约全世界流传的宋本全部加起来，包括残本，也就两千多部。消息传出，日本人多次登门，希望收购。张元济闻讯，立刻亲往，他要设法将这批国宝留住。当时全部资金不过40万的商务“慨然许以八万购之”。
但最后，国宝还是被日本人买走了。当藏书运抵日本时，日本的汉学家惊喜莫名，称此为日本的一大胜利。张元济则是终身以此为耻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在家门口竖起一块红底黑字的招牌，上书“收买旧书”。有书贩夹了包裹前来，张元济就让家人先替他收下，等晚上回来后再行翻阅鉴定。
他在报上刊登了收购古籍的广告，每到一处，只要见到古籍善本，他必倾囊购买。每一次去北京，他总要到琉璃场或书铺集中的地方去，自己带了古籍书目，在哪一家店，看到什么书，怎么样的版本，他都一一记录下来，作为日后收书、买书的重要资料。
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是张元济的知己，张元济在给他的信中曾写到：“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他们两人的通信现存30万字，里面除了看到什么书、什么价、怎么买，就是什么书怎么印、怎么出版等等，别无他言。
在张元济的苦心奋力下，商务收藏的古籍善本在全国已是首屈一指。“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备苦辛，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不同于从不把珍藏轻易示人的传统藏书家，张元济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古文献。
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还用最好的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出版古籍，这是他一生的重要成就。从第一种《涵芬楼秘笈》开始，张元济陆续主持编校、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在1926年退休之后完成的，是他晚年的全部心血。
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百衲二十四史》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
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张元济的《四部丛刊》。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
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地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
张元济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因此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怀和毅力。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在报上写文章，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
张元济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竟同样善于管理和经营，《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他后来能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但历史的流转使它形成了各种版本，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将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
“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
顾廷龙先生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半生心血毁于战火
当《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一切就绪，甚至影印所需的样张都已完成时，战争来临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场浩劫将他大半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张元济遭受了人生中无以复加的严酷打击。
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的景象。那天早上8点多钟，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随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他唯有自责，因为他太爱书了。他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
当年商务被毁前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商务的被毁是历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预谋。日寇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为中华文化“续命”
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焚毁的当天，66岁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他又开始了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书的生活。张元济对向他表示慰问的胡适说：“如果商务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说：“平地尚可为山，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他每天的工作是如此地迫切，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张元济又从头开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仿佛在与时间赛跑，他要赶在灾难再一次来临之前。
任何人、任何时候看见他，他都在伏案忙碌。他的视力为此受到损害，医生嘱咐他再不能长时间用眼，但他还是坚持，只是用一点眼药水，支撑着。他白天到商务工作，晚上回家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就如同他退休之前那样，直到商务重新开业。
经过四年多的夜以继日，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终于出版了。这时，张元济已整整70岁。他对好友顾廷龙说：“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
1937年初，战争已是山雨欲来。这时，一本小册子在国人中流传开来。小册子很薄，不到5万字，记述了中国古代14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义故事，取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编写者就是张元济。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时候，张元济看到，过去有过一些交往的人，有的落水了，有的当汉奸了，比如商务印书馆第一任董事长郑孝胥，跑到伪满洲国当总理去了。置身如此世态和时运，张元济异常沉痛地关切着民族的去路，他觉得应该要提倡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人格。
他曾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新教育有一种痛切的反省，他认为，新教育之所以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就是大家只注意到知识的“新”，而没有注意到人格的养成。新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人格上是东倒西歪的话，就不是一种成功的教育。这也许是他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刻，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更为深刻的原因。他为此书题词：“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八年抗战，张元济蛰居上海。他主持着没有撤离的商务董事会，拒绝在汪伪政权下注册，拒绝与日伪任何形式的合作，甚至停止了股东年会。因为生活艰难，这位古稀老人只能靠卖字维持生活。但即使卖字，他也绝不给汉奸写一个字。
张元济的孙辈张珑回忆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租界，也想弄出一些社会上有威望的人来替他撑面子，有一次来了两个日本人要见我祖父，祖父就写了个条子‘两国交战，不便接待’，让我父亲下楼去交给日本人。”平日他就在家里，出门越来越少，几乎处于一种隐居的状态。
虽然隐居一隅，但张元济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那因战乱而流散的中华文明的断简残篇。他与叶景葵、陈陶遗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在沦陷的上海，为散佚的古籍文献搭起了一个家。张元济还给远在北京的顾廷龙写信，邀请他来主持图书馆的工作。
当时创办合众图书馆，可说是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没有现成的馆址，1939年开始创办，直到1941年才把长乐路富民路的房子慢慢盖起来。张元济和叶景葵都是倾其所有，不仅把两个人所有的藏书都拿出来，口袋里只要有钱也都倾囊而出。
就这样，张元济又办起了一个图书馆。他在战祸相连，文物图书大量散亡之际，收藏、保存古籍善本，发展成为上海最具规模的图书馆。到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有藏书22万册。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捐出了全部藏书，成为今天的上海图书馆中最重要的珍藏。
新中国成立时，张元济已是82岁的耄耋老人。1949年底，他中风了，半个身子不能动，只能背靠在墙上，半卧着。他让家人制做了一张小桌，放在床上，靠着这个小桌，张元济依然继续着他的编校工作。
就在这张小桌上，张元济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书——《涵芬楼烬余书录》。这件事他整整牵挂了20年。
当年东方图书馆被毁，所幸有574种善本因存放在当时租界的银行保险柜里得以保存。张元济深恐这批幸存的书再出意外，开始对这批图书编目。
在病榻上，他完成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编校，了却了牵挂20载的夙愿；他为新发现的宋代刻本《金石录》做了鉴定，并提写跋文；在弥留之际，他还惦记着古书《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幅对联。一个文明古国绵延至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因为有张元济这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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