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大学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他少年好学，聪慧过人。13岁便出国求学，17岁回国考入复旦大学。尔后又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地执教。曾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和“部聘教授”，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　

他一生近80个春秋，求学30寒暑，执教45年，桃李满天下。教书之余勤于学术研究。直至双目失明，右膑骨折，仍坚持教学与研究，生平著作甚丰，并有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后一代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典范。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就让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傅斯年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钱晓徵何许人也? 有清一代三百年，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而汉学之外，陈寅恪更有丰厚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寅恪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并非夸张之辞。从他留学德国期间留下的部分笔记本来看，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十六种文字，难怪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治学范围。

说到陈寅恪的学问之大，有一个故事素为人们津津乐道。日本学者白乌库吉曾以中亚史问题向德、澳学者请教，未得解决，柏林大学乃他建议请教陈寅恪教授。白乌库吉终于在陈寅恪的信中得到满意的答案，敬服得五体投地。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楷模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陈寅恪一生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九五三年，当郭沫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或曰：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有学识不难，不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子。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当整个历史学界都在围绕“五朵金花”做文章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有见识? 最难得的是胆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每日头枕学术的梦想不闻窗外的喧嚣和熙攘，从而获得心灵上的超脱和精神上的胜利。虽贵为大师也只是在压抑中奏一曲命运的悲歌，然陈寅恪其胆识却卓绝当时。　　　　　 

他的学识和人品深受尊重。在任中山大学教授时，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应特别值得写入史册的是陶铸。他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 “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在门前修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一次或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陈寅恪与之那一代学人群星璀璨，那是较自由的学术环境下形成的再难超越的文化高峰，他们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陈门弟子无不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仰。“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傅斯年）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吴宓）

有的人死了，就烟消云散；有的人死了，却愈久弥光。世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学问之高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们又是如此的性情，纯真得不问世事，倔强得像个孩子。他们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虽然身体弱不禁风，却骨头铮铮叩之有声。作为一代大师，陈寅恪为海内外学人树立了一个高峻的标格，他一生守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自己的睿智和学养,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在现代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灵魂。先生的风骨当为后世学者所景仰，先生的思想当为后世学者所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