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同为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教西语，一个教东语；虽有东、西之分，但都是教外国的语言。不过，他们两个人虽同归，却殊途。比方说，他们的学习历程就大相径庭。

    小时候，朱有严父，在父亲的肉体鞭挞声中，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金则有慈嫂，在大嫂的铜钱奖励下，接受她的“家教”。对于朱先生来说，必读书是四书五经，《西厢记》等等只能“偷看”；而金先生呢，弹词《再生缘》《白蛇传》等堂而皇之成为大嫂主政的家教根基。

    朱先生从小学开始，中学、大学、出国读硕士、博士，一点也没有拉下，全学历。在英国的大学里，朱先生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还学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由此奠定了他一生教育和学术的方向。而金先生呢，只有小学的学历。他的教育和学术方向，起源于他小时候向大嫂的“学说话”，来自大嫂所教的她那种对语言的不写只说之中。

    即便如此，在朱先生那里，也能学到一些中国的传统或者说是“土办法”。例如，朱先生也强调朗诵、背诵，以把握文章的气势、神韵。他还提倡边读书、边写作。我曾尝试照着做，很有收获。不光是动脑，还得动嘴、动手，哪怕只是把书中一些感兴趣的段落念出来或者摘抄下来，印象也会更深刻，甚至能进而连接书中的气脉，打通自己的思路。动嘴、动手、肢体的动作，对于记忆、思考和理解问题，其重要性绝对不能轻视。由此可见，教、学都不只是精神的，不能没有肉体的参与，所以才有了“言传身教”之说。

    在北京大学我所认识的教授之中，朱先生是我接触最多、也是忘年相交最深的一个。在他身上，我感受最突出的，是他对人生的悲剧观念和由此而生发的勤奋、通达与对真理的坚持。

    碰到不少北大的老师，都说朱先生很勤奋，甚至是最勤奋的一个。对此，朱先生解释说，这种勤奋，并不是出于明白，而恰恰是出于自己的不明白，因为有许多事情不明白而想尽快地搞明白；尽管如此，有些事情却始终未能搞明白。例如，关于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并不了解。但是，又不能等了解了再去生活。只能是边生活，边了解。

    朱先生批评那种坐而论道，“不抓住每一顷刻在实现中的人生，而去追究过去的原因与未来的究竟”，做“无穷追溯”的倾向。“这道理哲学家们本应知道，而爱追究最初因和最后果的偏偏是些哲学家们。”这是“不通达”。他认为，应该恰恰相反，求诸于抓得住的现在，而不是渺茫不可知的未来。

    他有理想，但很现实；他重悲剧，但不悲观：“孔子看水，发过一个最深永的感叹，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本来就是流动，单就‘逝’的一方面来看，不免令人想到毁灭与空虚；但是这并不是有去无来，而是去的若不去，来的就不能来；生生不息，才能念念常新。”

    和朱先生来往频繁而密切，转折点是我的那篇《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美学思想》在《美学》杂志上的发表。我去他家里，朱先生主动和我谈起了那篇文章，他说：你把哲学基础的问题挑明了。过去，我们自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后来，我写的关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文章，在朱先生的鼓励下结集出版。朱先生写了给我的一封信代序，这封信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我体会到了，这是朱先生对我的“力挺”。

    在此期间，朱先生常常提醒我：挑明问题，辨明是非，消除分歧，加深理解，这本是读书人责无旁贷的事情；但是，做好这种事情并不容易，得有出世的精神，要以出世的精神来做这种入世的事业。

    朱先生在其处女作《无言之美》中，就已经提出了他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他认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他还说：“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话表面看去，不通已极。但是实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便呆板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

    人生中碰到麻烦和痛苦，这是免不了的，即便是在自己的家里，即便是出于爱。不过，对于人生，总体上朱先生是很达观的，对不如意的事情看得很开。

    在文人圈子里生活，又会有一些特别的麻烦，有那种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对于这些，他是既反感又无奈，深感小鬼难缠。他回顾说，年轻的时候，自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但是，你想躲避是非纠纷，是非纠纷却非敲你的门不可。而事实上，最容易得罪人的，就是说真话、做实事，特别是做成功了点什么，有了一点名气，你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容易成为靶子。

    朱先生也曾谈及：读书人，为什么偏要为难读书人呢？说是“文人相轻”，总觉得过于笼统。细想之后发现，文人群中也会有一些喜欢欺负、攻击甚至伤害他人的人，他们不敢惹比自己强大的人，总是拣那些比他善良或柔弱的欺负；而最根本的，是读书人所特有的自残、自虐的本性，这在中国近现代的一些读书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对同类的伤害，正是其自残、自虐从自身向外的“扩大化”，是他们所自造的一种悲剧。

    在那大张旗鼓的全国性的美学大辩论中，尽管朱先生已是“千夫所指”；但他依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并不正确的批评。他保持着他那挑明问题、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的读书人准则。他的精神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不辜负世界的恢弘和人生的丰富，不勉强一切人都走一条路。

    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点发展到了极致：他尽其可能去发现批评他的人的优点。比如上世纪80年代前期，他有一次曾拿出胡乔木给他的亲笔信让我看。我感觉这封信突出地表达了对朱先生的敬意。当时，朱先生正受到批判，心情很不好，常常吃不下饭，也不做事，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朱先生忧心的是：我们民族的伤痛还没有从“文革”的灾难中痊愈，怎么可以再往伤口上撒盐呢？朱师母叫我常去陪他说说话。围绕着这封信，我们讨论了很多。尽管许多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对朱先生口诛笔伐；但是，主持批判的人对他仍不失尊敬。朱先生认为：由此可见他们的了不起；所以，被批判的人，气量可以大一点，不必有太多的抵触。

    后来，我自己的岁数也在慢慢增大，经历也多了起来，我也看到了人生中的悲剧的因素。我很想把自己的体会告诉朱先生；然而，这时他早已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