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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 名士阮籍的“任性不羁”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9-02-12 00:00于哲学网发表

 

 



     

     

     

    魏晋之际的阮籍,字嗣宗,名列“竹林七贤”,是当时的大名士之一,他的任性不羁是出了名的,《晋书.阮籍传》便称其“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世说新语.任诞》多载其“任性不羁”的行事:居丧期间不能吃肉饮酒,他竟然在葬母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再去向母亲告别(9);裴楷往吊其母丧,看见他刚刚喝醉,“散发坐,箕踞不哭”(11);在自己家里如此也就算了,于司马昭坐上也公然吃肉喝酒(2),让司隶何曾都看不下去,向司马昭建议惩治他,好在有司马昭替他开脱,才免遭惩处;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他常跑去喝酒,喝醉了“便眠其妇侧”(8);又,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卒,他与其“无亲,生不相识”,却跑去吊念,还为之悲伤得流泪,然后“尽哀而去”(8条刘孝标注);其嫂还家,他与之面别,这在当时是违礼的,有人讥笑他,他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7)不仅生活上任性不羁,甚至连做官这样严肃的事也是如此,《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第5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载:阮籍本“不乐仕宦”,但因为喜欢东平这个地方,就想去那里当太守,于是就向司马昭提出请求:“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司马昭听后,也居然派他到东平做官。于是,阮籍骑驴独自到东平上任,来到郡府后,他让人把府舍的屏障全部打开,使内外相望。但他在东平做官的时间却不长,而是“旬日而还”。真可谓性之所至,任心而行。

     

      阮籍可以不遵守礼法,还有人替他说话,可以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官就一走了之,如此看来,他的人生真是潇洒无比。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这种任性不羁是表面的。阮籍其实是一个信守传统礼教的人,他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有司言有子杀母者”,他便慷慨而论:“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阮籍至孝,虽居母丧时吃肉饮酒,然而他心中却是真诚地悲痛与伤心。《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第9条都记载他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悲痛,是那些依照礼数而装模作样之人无法比拟的。阮籍自诩甚高,也希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晋书.阮籍传》称他“本有济世志”,曾登广武古战场,观看楚汉争战之处,他叹息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赋《豪杰诗》,都显示他原本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任性不羁”呢?

     

     《晋书·阮籍传》说:“原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此语透露出了阮籍任性不羁的真实原因:他任性不羁是为了保全自己,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魏晋之际,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使曹魏大权逐渐转移到自己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干着违反礼教孝义之事,却极力标榜礼教孝义。对那些投靠自己的人,司马氏集团给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反对者则大加杀戮,对待当时的名士更是如此。阮籍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司马氏对他当然十分注意。但这对于阮籍来说却是两难的,一方面,阮籍父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薹,阮薹于建安十七年病逝时,时阮籍年仅三岁,他是在曹氏的庇护下长大的,自幼蒙曹氏恩泽,这使他不愿背叛曹氏。另一方面,他却又不敢明确地反对司马氏集团。

     

      在这种两难处境中,阮籍选择了纵酒,选择了任性不羁。以此来远离是非,保全自己。他的这一方式也常能奏效。如司马昭想为其子司马炎求娶阮籍之女,阮籍不便直接拒绝,便一醉就是六十日,使前来说媒之人无法向他提说,司马昭只好作罢。又如,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多次向阮籍问起对时事的看法,想借此从他的言谈中寻找把柄和网罗罪名的借口。阮籍也常因醉酒而获免。当然,醉酒也不能每次都能奏效,《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文学》第67条记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对这个劝进文,阮籍是不愿写的,他故技重施,酒醉不醒,而郑冲坚持要他非写不可,并将他“宿醉扶起”,他见无法推免,只好“书札为之,无所点定”地写了。此事可能使他内心十分痛苦,因为,此事后不久数月,他便郁郁而死。另外,阮籍“虽不拘礼法,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对时事人物从不进行评判,在言语方面万分谨慎,为的是不让司马氏集团抓到把柄,这一点,连司马昭都说他“至慎”。

     

      阮籍也并不是一味地逃避,像他这样一位名士,在司马氏集团篡魏的过程中,他是不能不有所表示的,所以,阮籍才向司马昭请求要去做东平太守、步兵校尉,这种举动,显然是向司马昭示好,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人建议因其毁礼要惩罚阮籍时,司马昭要为他开脱的原因;也是当阮籍求为东平太守时,司马昭要“大悦”,并不计较他做官怎样、作了多久的原因。

     

      阮籍的任性不羁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他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他得到证明。《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第13条均载:当他的儿子阮浑长大后,风韵气度都与他相似,便也想学他任性放达,可阮籍却对他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耳。”阮籍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习自己,其中因由,《竹林七贤论》所说“籍之抑浑,盖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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