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大一国文》主编杨振声的举荐，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友情的因素。在此之前，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校长是杨振声。之前，沈从文有过做大学教师的经验和经历。

　　1939年6月6日，杨振声和朱自清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杨向朱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晨，朱自清拜访罗常培，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结果甚满意。

　　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

　　沈从文进入联大，不如那些留学海外、拿了硕士或博士文凭的“海龟”那样顺利。杨振声之子杨起在《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谈到，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西南联大名流荟萃，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

　　《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到当时沈从文进联大执教阻力多么明显：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历史已经证明，杨振声的引荐慧眼识珠，而沈从文执教联大也是称职的。但在当时，查良铮的观点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查良铮，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23岁的查良铮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西南联大时期，查良铮用“穆旦”作为笔名，写诗，和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交游。“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写新诗的穆旦，看不起写小说的沈从文，有点让人意外。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这个薪水看似不错，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晚沈从文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虽比沈从文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的，月薪是430元。

　　据1945年4月份西南联大的薪水表记录，沈从文当月薪金是440元，扣除所得税11.5元，印花税2元，实领426.5元。沈从文所领薪金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

　　以新文学为业的沈从文，尽管小说名满天下，在西南联大并不为人重视，有人写小说影射他；甚至有人瞧不起他，并公开宣布。

　　写小说影射沈从文的是钱锺书。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锺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锺书的中篇小说《猫》影射文化艺术圈的好多名流，小说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猫》写于1945年的上海，钱锺书早已离开联大，《猫》被看作《围城》的雏形。钱锺书1938年10月下旬到昆明，执教联大外文系，1939年暑假离开昆明，一去不复返。钱锺书在昆明期间，沈从文也在昆明。1939年3月30日下午，吴宓“同岱（梁宗岱）、济（林同济）至青云街169号宅，访沈从文，适邀友茶叙，客有萧乾、冯至、钱锺书、顾宪良、傅雷等。众肆谈至7点始散。”

　　在梁实秋的印象中：“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钱锺书在昆明这段时间和沈从文有交往，估计茶叙中，沈从文也不高谈阔论，只是听朋友聊天，尽管他是茶叙的主人。钱锺书是何等的目光，他觉察到沈从文内心的自卑。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刘文典一向狂狷、自负，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意外。当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以古籍、考据和国学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接受。当然，刘文典不仅看不起沈从文，也瞧不起巴金，瞧不起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

　　刘文典最瞧不起沈从文的证据，当属跑警报时的一段掌故。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中，刘文典对擦肩而过的沈从文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笔者曾在《万象》看到一个沈从文跑警报的掌故。有一次，沈从文和联大的学生一起，躲在郊外的壕沟里。有一位联大的老教授，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瞧不起白话写作，固执地用古文，一直坚持不读任何新文学作品，当然有几分迂腐。这位老教授恰好和沈从文在一起，聊天时，问起沈从文姓名和职业，沈腼腆地告诉对方自己是小说家，写白话小说。老先生一听，连说久仰、久仰，并说读过沈的小说。这虚假的客套话，旁边的学生听了，掩口胡卢而笑。

　　事实上，联大的教授待沈从文不错，不少教授和他成为朋友。比如，与刘文典关系不错的吴宓没有这么偏激，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和《吴宓日记》中，可以得知，吴宓和沈从文在昆明结下友情，两人颇谈得来。

　　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别忘了吴宓在白话文兴起的运动中，是竭力反对者，为此，他和梅光迪组织《学衡》，与《新青年》抗衡。吴宓能为以白话文写小说的沈从文说这么一番话，真是难得。

　　（本文摘自《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刘宜庆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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