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电视台的“讲坛”“访谈”节目很受欢迎。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受到热捧,各阶层、各年龄段都有受众,很是广泛。在社会的浮躁和纷繁之中,人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清新和充实。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虽然随之发生了多样的延续效应,有些争议。
甲骨文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看了几个台的节目,各有千秋。对于甲骨文及其发现,各说略有异同。初涉者,往往习惯性地问道:谁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个人呢?
下面是刘鹗在他的《抱残守缺斋·壬寅日记》(1902年)中的记述:
十月初六日 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
十月初七日 夜作《说龟》数则。
十月十三日 晚,圈《说文古籀》,悟龟文二字。
十月二十日 晚,点龟骨共千三百件,可谓富矣。
十一月初五日 查龟板、牛骨,统共一千八百九十片。
以上,反映了刘鹗收集甲骨和辨释其文字的真实。1903年,石印的《铁云藏龟》问世。《甲骨文史话》说:“这是甲骨文第一次著录成为专书,是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里说的“第一”,是指第一部专著的出版。而日记中的《说龟》倒可能是第一部有关的著作,但是至今没有人看到过,不能肯定。在刘鹗的前面还有一位必须说到,就是王懿荣。
王懿荣是第一个重视并同时大量收集甲骨的人,刘鹗所藏的第一批甲骨即来自于王。《铁云藏龟》的“自序”中说:“壬寅年,其哲嗣翰甫观察售所藏,清公夙债,龟板最后出,计千余片,予悉得之。”王懿荣既然大量收集,心中必有所悟,而知其价值珍贵。可惜的是他在庚子之难中,于八国联军破北京城时殉国,过早地弃世,否则他很可能有更大的建树。而刘鹗所藏,除了来自于王和自己收购的外,还得自于方药雨和赵执斋。在《铁云藏龟》问世时“总计予之所藏,约过五千片”,成为王懿荣之后甲骨的最大藏家。
那么,刘鹗是不是第一个破释甲骨文字的人呢?有人以为刘鹗“自谓能识四十余字,然今日觇之,彼所释而不误者,实仅三十四字。”又说,其中“干支字一十有九”为“最易辨认者也”。更多的人认为,易辨认的字先被破释,实属自然,小孩子认字也是先从“人、口、刀、尺”开始。同时,也正因此,能最快地取得普遍的认同,进而为学界所确认。而且“祖乙、祖辛、母庚,以天干为名,实为殷人之确据也。”为后来学者开辟了殷周史研究的新途径。因而《甲骨文字集释》的“序”中说:“肩之辟之,以导先路,其功实不可没也”。
紧接着刘鹗的,应该是孙贻让。他看到《铁云藏龟》后,十分兴奋。他说:“不意衰年睹此奇迹,乃爱玩不已”,“辄穷两月较读之”。作为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他把甲骨文与《说文解字》、金文等互相印证,与《尚书》、《周礼》、《仪礼》、《诗经》互相较读“以前后重复者相互彩绎,乃略通其文字。”很快,1904年就写出了《契文举例》(后来又写了《名原》)。有学者认为,这才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是为甲骨学的奠基之作。遗憾的是,这本书当时没有即时出版,直到1917年才由罗振玉刊行。
刘鹗的甲骨文考释悟自古籀,考于钟鼎。孙贻让考释了150多个字,皆取自于《铁云藏龟》。凡刘所释他都先予释录,再做进一步的考释,可以确认的,就说“刘说自可通”。所以,两人的工作不仅前后只差一年多,而且存在着连续性。他的研究成果,扫除了世间对“刘说”的怀疑,“猜”说自破,甲骨上的刻痕是文字得到确认。他的这个贡献在学界是公认的,但在节目里很少提到,是一个疏漏。
有人认为,刘鹗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是他最先将甲骨文介绍给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罗振玉说:“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因亡友刘铁云君。”日本《明治汉诗文集》中,介绍学者内藤虎次郎时说:“他还见到了刘铁云收藏的龟板兽骨,始知甲骨文字的存在,这是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这样,即时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兴趣,迅速壮大了研究的队伍,很快地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因而尊刘鹗是“甲骨学的开山”。
早期收集甲骨而常被称道的还有端方、王襄等人。他们的收集在时间上晚于王、刘。端方未见有著作,王襄的著作则是20年代及以后公之于世的,远晚于刘、孙。但他们的贡献也应肯定。
根据以上,应该说王懿荣、刘鹗、孙贻让,他们各自独立地思考、著述,最早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而各有建树。说是“其功至伟”都当之无愧。在1900年至1904年期间,完成殷墟甲骨属性的定位和甲骨文字辨释的突破,他们应是代表人物。
对这个说法会有人质疑,因为有的节目,对罗振玉和王国维推崇备至。这是由于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甲骨自出土以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
其实,直到1907年罗振玉才开始收集甲骨。1909年,有日本学者写了有关甲骨文的论文寄给他,自此他进入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一发不可收拾。在1910年写出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以回答日本学者。该书以卜辞证史,在近代学术史上影响极大。后来王国维、郭沫若等都是走的这条路子,取得堪称辉煌的成就。最为突出的,是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堪称扛鼎之作。用三代文字与出土实物相印证来研究商周史,甚至被称为“罗王之学”,被誉为“新史学的开端”。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在时间上,罗振玉的研究晚于刘鹗和孙贻让数年。罗振玉(还有吴昌绶)曾为《铁云藏龟》作序,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于古文字学上的深厚功力,正因如此,一旦专注就成就斐然。
罗振玉的研究持续了二十多年,完成了一项惊人的大工程。1911年他从自己的收藏中精选墨拓编成《殷墟书契·前编》二十卷(1912年重编定为八卷,完成于次年一月,共收入拓片两千二百多片)。1914年又编成《殷墟书契菁华》。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编成,收入一千一百零四片。同年,罗振玉发表《殷墟书契考释》,释读达四百八十五个字(1927年增订为五百七十一个字),他并按都邑、帝王、人名、地名等等分为八类,再次令人刮目,被誉为第一部甲骨文字典。1933年《殷墟书契·续编》书成六卷,收入拓片两千零一十六片。有统计说:至此时,国内、国外总计共有著录廿五种,总计拓片一万六千三百三十一片,其中罗振玉独达五千四百六十一片。
罗振玉还是第一个亲自到达甲骨出土地,做实地考察的学者。当时的药材商人、古董贩子为了牟利,对甲骨的出土地点秘而不宣,故弄玄虚,刘鹗就未曾识破,误信是河南汤阴。是罗振玉第一个正确地指出是河南安阳的小屯。他派其弟去寻访过。他在侨居日本时,于1915年那次回国期间,专程去了小屯。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组织了第一次发掘。
从以上成就看,郭沫若称他“第一”也不无道理。
这样,对于甲骨文的发现,要说“第一”,就不像运动场上的决赛那么明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知识的接续积累,是一个群体又一个群体的智慧聚合。具体而言,或者有其代表人物,他也是站在一代人或一个群体人的肩膀上的。因此就“是谁发现了甲骨文”的这个话题,会说上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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