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胡适、陈寅恪、陈岱孙、潘光旦、闻一多、钱穆、张荫麟等学者纷纷南渡，在南渡西迁的过程中，联大学者如何处理自己的藏书，人与书面临怎样的命运？学者的藏书或被全部丢弃，或被偷被窃，或毁于战火，抗日战争之于学者来说，是一次学术生命的转折，对于藏书而言，是一次书厄。联大学者在昆明，生活在“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的困境中，仍然弦歌不辍。“战时联大学者与藏书的命运”这个话题，或可折射出隐匿的历史细节和时代精神。

联大学者忍痛卖书

　　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昆明，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1941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爱了。

　　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大哭一场。吴晗忍痛卖书，可能不是一次。有一段时间，夫人袁震严重贫血。学生知道此事后，主动提出给袁震献血，但被吴晗婉言谢绝。他自己却瞒着人经常给袁震输血。历史系的一些学生听说袁震需要住院动手术，而吴晗没钱，就提出要募捐。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也在历史系任教的吴晗好友邵循正，请他劝吴晗接受学生的心意。邵循正听了，立即要他们赶紧停止。他说，吴晗宁愿借钱、卖书，也绝不肯接受同学们捐助的。后来吴晗知道了这事，对妹妹说：“同学们的好意我知道，但是同学们是从大江南北逃亡到后方来的，生活这么贫困，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捐款呢！”最后吴晗还是忍痛把仅剩的珍藏多年的书籍，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吴晗的挚友——植物学家蔡希陶，为此风趣地书赠一副对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吴晗高兴地把它贴在墙上苦中求乐。这副对联把当时吴晗的贫困，写得真实而又形象。

　　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3000元，聊补燃眉之急。现存历史档案中，还有当年西南联大法律学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关于收购费青教授藏书”一事致梅贻琦常委函。

　　1940年，昆明物价暴涨不已，闻一多每月的薪金不足全家十天半月的开销，月月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解燃眉之急，生活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为了糊口，家中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分批寄卖一空，就连闻一多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线装书也忍痛卖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送书的时候闻一多还非常怜惜地说，将来回北平还赎回来。（《闻一多年谱长编》593页）可是，上苍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没有回到北平，不知清华学子在图书馆翻阅到闻一多的昔日藏书，会作如何想。

　　1943年，时值抗战最艰难时刻，西南联大的教授不得不和温饱作斗争。朱自清生活无以为继，委托在北平的好友俞平伯出售藏书。俞平伯收到朱自清4月16日的来信，上面列出不拟出售的书目，朱自清请俞平伯售书时留意。同年12月，俞平伯按照朱自清的嘱托，将代他售书所得款分期寄至朱自清扬州的老家。

　　由此来看，联大学者出售藏书，维持生活，是无奈之举。售书谋生，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曾有一首诗，可以作为当时教职员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首诗的前面有一小段序文“三十年（1941年）秋，疟疾缠绵，卖裘书以购药，经年乃痊。追忆往事，不禁怆然”，全诗共有四句：

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

草堂诗好难驱虐，既典征裘又典书。

　　说的是蒸饭的甑子都已积了一层尘土，肚子却无法填饱，在病床上静躺着，心里充满了愁怅，百无聊赖时拿起杜甫的诗，又觉得诗虽好却赶不走病痛，为了治病和维持生计，只得典当皮衣又卖书籍。从有限的衣物中拣出几件暂时可以不穿的衣服交给寄售店，从舍不得出卖的书籍中挑出几本目前不需要的书卖给旧书店。”冯至有两旬诗概括了当时的情形：

家贫售尽战前物，时困犹存劫后书。

潘光旦的书房和藏书

　　1937年，北平沦陷后。潘光旦抓紧做了四件事。其一是将最近五六年来所作的关于优生学的短篇文稿169篇编成《优生闲话》一书，此书共约二十万言，拟将此书纳入自己的“人文生物学论丛”系列，列为第4辑，仍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二是将《笔记小说大观》一书中剪贴的资料分类编订为二十余册。其三是准备将《笔记小说大观》再度快速浏览一遍，将有用的资料剪存，经过两次爬梳以后，这套书不再保存，即使散失也不可惜。但可惜的是在9月中旬必须离开北平南下时，他只完成了全套书500本的一小半部分。其四是在科举人物的血缘关系研究课题上，他研究“巍科人物之血缘研究”，又找到了不少资料，有清一代的560个额中，进入他编制的血缘关系网络的已经达到二百几十额，大约占百分之四十。

　　7月26日，潘光旦原准备离家南行的日子，他也考虑到万一时局变化如何处理的事情。他交代妻子，如果有变故的话，可带领几个女儿出走逃难，不要考虑他的丰富藏书怎么办，只要带走他手录的书目一册，留作日后纪念即可。南行不成，他回家后的第3日，将祖先的遗墨与家谱旧稿等装入一个箱子，在第一次进城时送存城内报房胡同的寓所。等到仆人回来后，又嘱他将全部藏书，逐日装存，一星期才毕，共装了28箱，拟先护送到城里妥善收藏，将来找机会南运。此时忆及明末屈大均送顾炎武的诗，有“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的句子，竟好像是对自己吟咏一般！

　　从8月5日至8月底，清华大学校务会议成员4人潘光旦、沈履、冯友兰、吴有训每天都聚在一起，半天办公，晚上则在校长住宅与其他留校同人相见，大家在一起读路透社消息，听无线电广播，“陷虏以后，犹不至沉闷抑郁以死者，赖有此耳”。

　　潘光旦到昆明后，居住条件简陋，但为了方便开展学术研究，也设了一个书房。潘光旦很会营造书房的氛围。一张大书桌，自制土造货，两侧用汽油箱横竖叠加成桌脚，上架两条长木板为桌面，一如裁缝师傅的工作台。台上备有文房四宝。还有拾来的石头、竹木制品做小摆设。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为“四照阁”。苦中作乐，不乏文人雅士情调。在昆明，潘光旦一定会想起战前在清华南院的书房，他的朋友梁实秋在《书房》一文中写道：“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槴，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签药里封尘网’的书签是否即系此物。”每当他在昆明简陋的书房回思清华园的书房，心中惆怅万分，故都沦陷，书房安在，或许那失落的书签上结了一层蛛网。

　　由于日寇空袭，潘光旦疏散到昆明郊区大河埂村时，二楼上有一书房，名“铁螺山房”。清华子弟唐绍明（清华大学图书馆唐贯方之子）参观过这个书房，他写道：“（书房）座北朝南，北边墙上开了一个大敞窗，可以展望远山景色：一侧是螺峰山，因山上石头多呈田螺状而得名；一侧是铁峰庵，是一处建有庙观的名胜地。这也许就是潘先生为书房起名‘铁螺山房’的由来吧？”书房的里面有书桌、书架、书籍和马灯，“他那时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诗抄，那些具有影响的民主政论，都是在这里辛勤笔耕出来的，不禁使我想到他那博学多才的学问家的睿智，想象着他沉思凝想做学问的样子，心中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

　　1946年，潘光旦重返清华园。他战前存放城内的书籍命运如何？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文中说：“战前存放城内的三十箱图书、稿件等均已遗失，无踪可寻。其中有一部分藏书后来居然陆续从旧书摊上买回。”在旧书摊邂逅多年前自己失散的藏书，那感觉，如同破镜重圆吧。失而复得令人惊喜，也更加令人倍加珍惜。

胡适的藏书得到妥善保护

　　“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胡适的小脚太太，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但正是这位小脚的夫人江冬秀，在抗战烽烟之中，在胡适离开北平、后到美国任大使的情形下，妥善处置胡适的藏书，令人刮目相看。1938年1月，临大决定西迁昆明。在第43次常委会上，决定聘请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尽管胡适去美国，没有到联大就任，这里也介绍一下他的藏书在战时的命运。

　　1937年10月28日，江冬秀寄胡适的信中谈及胡适的藏书如何处置。搬书、零物用去五百多元。“你的书都运回来了，就是箱子太重，到了天津打破了十几只。又买箱子换过，今天可以装完。这是北平章元美办的，这边系洪芬的侄少爷办的，存在寿生分行库里，每月廿元租钱，共六十九箱，洪芬叫我运去上海，我不能确定，等你告诉我办法。也许你要怪我不该把书运来，但是朋友帮助我运来了。我看箱子打破，烦极。”

　　胡适收到江冬秀的这封信，胡适于11月29日回复江冬秀：“我的书都运到天津，我很放心。这时候南方也不安静，你们最后还是暂时住在天津再说，书也不必搬走，存在垚生分行库里最妥当。你代我谢谢元美、洪芬诸人的帮忙。”信中提到的“垚生”，是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这兄弟俩是当时沪浙金融业的重要人物。

　　胡适还在这封信里说：“张子缨太太临走时，把他的书存在会馆里。后来，警察上门警告大家不可寄存违禁的书。会馆里的人发了急，就把书箱打开，把书都烧了。子缨很伤心。”胡适这是夸他太太能干，把他千辛万苦收藏来的书妥善保存好了，免去他的后顾之忧。这六十九箱子书应该是1949年胡适匆忙离开北平时，所留下的藏书中的绝大部分。

　　胡适的好友赵元任的藏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的藏书在战火中毁于一旦。战前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在南京建了一套新居，藏书万余册。抗战军兴，赵元任忙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语音实验室的仪器、图书、唱片和资料的搬迁，无暇顾及家中藏书。最后撤离南京，和史语所一起迁到昆明。

　　赵元任在昆明，听说家中的一切都毁了，自然非常哀伤。赵元任给胡适的信中说：“房子无确息，听说大部被抢一空。我的书除手头常用语言书，余皆是‘goner’（无可挽回的东西），esp.（特别是）多年的乐谱等。日记及自拍的Snapshots（照片）则在Bob　King处了。……我曾经有个创刊号集，有几十种期刊的创刊号，现在除了《科学》首四本在重庆，余皆是goner。”赵元任信中所说，他写的三十多年的日记和拍摄的几千张照片幸免于难，是因为他和杨步伟在撤离南京前，商量好将这些宝贵资料邮寄到美国老同学BobKing代存。

　　胡适和赵元任先后去了美国，客居昆明的联大学者，在抗战缺少书籍的情况下，仍然出版了大量的经典学术著作。和战前北平丰富的藏书、便利的治学条件相比，他们非常怀念那时的好时光。联大学者吴晓铃称之为“光明时期”。

　　王力在《战时的书》一文写道：“非但学校的书搬出来的甚少，连私人的书也没法子带出来。……回首前尘，实在是不胜今昔之感。”王力认为，这个时代是文人最痛苦的时代，别人只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文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大的悲哀，就是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因为书籍缺乏，我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王力在文末写道：“我们在物质的享受上虽是‘竹篱茅舍自甘心’，然而在精神的安慰上却不免做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的美梦。我们深信这美梦终有成为事实的一日，不过现在我们只好暂时忍耐罢了。”王力所说“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的美梦”，有一个典故：清朝赵之谦做梦进入鹤山，仰见一千七百二十九鹤，惊醒，因此把辑刊的丛书命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丛书》。

钱穆藏书全部散失

　　钱穆从1930年秋至1937年秋住北平，他一心购藏旧籍，常来往于琉璃厂、隆福寺，与新旧书肆大小老板，无不熟识。钱氏原藏有《三朝北盟会编》钞本半部，出自浙东某名家，纸张墨堪称一流。1937年春，钱穆在琉璃厂发现此钞本的另半部，喜出望外，想买下合璧，为摊主察觉，欲购之，摊主问购此残本何用？钱穆说，此书纸张、字样、墨迹、书品皆佳，虽残本，置案头，亦堪供欣赏。书商久默不语。其后，钱穆委托书友代购，书商终不肯出手。无可奈何，与此书失之交臂。

　　时间虽短，但钱穆淘得古书二十万卷左右，五万多册，其中不乏珍本孤籍。如此坐拥书城，却也来之不易。钱穆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于书。然而，“苦中有乐”，如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平时，钱穆常谈笑说：一旦学校解聘，我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1937年，钱穆匆匆忙忙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

　　1937年，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此书是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稿，初讲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时在北大就读的杜道生，晚年回忆说，抗战开始，我们这些学生匆匆逃离母校，书籍大多散失，钱穆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在其中，真是惋惜。1958年，杜道生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杜道生还有和他的藏书再续前缘的机会，而钱穆则没有这种可能了，钱穆自此一别古都，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北京。主人与千辛万苦淘来的藏书分离，自然是痛苦的。胡适离开大陆后，最终也未能见到他在北京的藏书，晚年写好遗嘱，捐赠给北京大学。

　　钱穆的藏书，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籍被一书贾以百石米价买去。钱穆电告汤用彤，请书贾保留藏书，一旦回到北平，再赎回。书贾也应允，但最终流散民间。

　　1949年后，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培养了像余英时这样的著名学者。在香港时，钱穆的老友张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得一部《资治通鉴》。钱穆一翻阅，认出了这书是他的长兄声一的旧藏，书上有其兄留下的痕迹，“手书书根，书中亦多先兄手迹”。这套书是钱穆从苏州家中带到北平的，竟然出现在香港的旧书市。钱穆面对散佚的书，仿佛回到战前的北平，不由得想起其五万册藏书的命运。钱穆藏书，绝不加盖私章。他曾在北平收藏一部谭延闿的旧藏《皇清经解》，上有谭延闿的藏书印。钱穆不盖藏书章，觉得每一部古籍“无不经前人藏过”，“何必多增一印，以供他日别人之多一嗟叹乎”。

　　友亡书散，诚为钱穆晚年一大嗟叹。后来，钱穆两目犹盲，而一代国学大师已经著作等身，最后与书绝缘，想其他经历波折起伏的人生，念其聚散无常的藏书命运，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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