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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脾气大都有点怪，特别是说到文章尤其是自己的文章时常找不着北，这样的事不仅今天有，在古人那儿也属常见。大约越是小文人越会有大脾气。 孙搴这个人现在几乎没人知道了，作为文人，他的脾气应该说是蛮大的，此人生活在东魏至北齐时，一段时间被齐神武(高欢)所赏识。一次高欢西征，命李义深、李士略共作檄文，这两人皆推辞，请孙搴代。高欢将孙搴让入军帐，亲自为其吹火，催促孙搴写檄文。孙搴倒也神色安然，援笔立就，其文甚美。高欢大喜，任命为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因为他懂鲜卑语，兼任了宣传工作。但高欢对文字的认知颇有点让人怀疑，史料记载孙搴学浅行薄，当时的文坛领袖邢邵曾对他说：“你必须进一步地读书。”无论从师从友的角度看这话都不错。孙搴的回答却是：“我精骑三千，足敌君嬴座数万。”(我三千精练的文字足抵你冗长的几万字)，这牛吹得有点大矣。邢邵的文章也许今天也不太容易看到了，但在当时被人比作王粲，南朝人认为他是北朝第一文士。《随书·文学》中记载当时的主要作者有：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这几个人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恰恰没提到自我感觉极好的孙搴。《北史·文苑》中则有一句：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表明孙搴和温子升一度齐名。可孙搴底气不足，曾问温子升：“你的文章和我比谁更好﹖”温子升谦虚地说：“不如卿。”话说到这份上也应该满足了，可小文人的大脾气使孙搴非要温子升发誓说自己不行。温子升笑着说：“知道不如你就行了，何必信誓旦旦？”孙搴非常遗憾地说“你不发誓，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可以知道了！”读罢这样的记载，后人也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温子升的文章传到南朝后梁武帝就曾感叹：“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就是吐谷浑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也是温子升的文章。文人特别是小文人要有点自知真是大不易。 《新唐书·文艺》中则记有两个小文人所显示的大脾气。崔信明是隋末入唐之人，以诗文著名，流传至今的有五言古诗《送金竟陵入蜀》，现在看这诗不怎么样，但他孤傲自赏，又以门望自负，自认为超过李百药。李百药也是位从隋入唐的文人，就留下的诗看，要比崔明信的诗高明，而且李百药还留下了《北齐书》。难怪当时人就不认同崔信明的看法。当时另有一文人郑世翼，脾气也非常之大，一次乘船在江中遇到崔信明，说：“闻公有‘枫落吴江冷’的诗，愿见其余。”崔信明欣然拿出诗作多篇，郑世翼没看完就说：“所见不如所闻！”说罢把崔信明的诗作投诸江水，自己则乘舟而去。郑世翼算把小文人的大脾气表演得十分充分了。即使对其文不认可，仅从礼貌的角度说，也绝无将他人之作投之江水的道理。 与小文人大脾气相反的是真正的大家风范。苏轼的文字是不朽的，苏轼的人品也是值得后人钦敬与学习的。黄庭坚中了进士后，在叶县任县尉，后教授国子监，虽然宰相文彦博认为黄庭坚是个人才，留其再任，但名气并不大。苏轼见到他的诗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对黄庭坚如此之高的评价而不担心掩没了自己，这才是大家风范，大文人的自信。 晁补之，十七岁时其父在杭州为官，他随从到杭，有感钱塘山川风物之丽，写了篇《七述》去拜谒苏轼。苏轼原先也想写篇类似题材的文章，在读了《七述》后感叹说：“吾可以阁笔矣！”这个评价可谓高矣，极像李白在黄鹤楼写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苏轼称赞晁补之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晁补之由是知名。在这儿看不到丝毫的文人相轻，更没有小文人的那种大脾气。苏轼对秦观、张耒、李格非等人也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和可能的帮助。 小文人多大脾气好像是个规律，就像小官员往往有大架子一样；而真正的大家不仅识文，并极有雅量。今天在媒介上偶尔也能看到小文人的大脾气，在现实生活中也难免会遇到有大脾气的小文人。而网络却成了一些小文人发大脾气的好地方，“板砖”乱飞在网络上不是新鲜事。谁如挨了无理的“板砖”，恐怕也只能一笑了之，毕竟还没将你的大作投之江水。 虽说人的脾气不应一概而论，该拍案时当拍案，但无论何人，如果总觉得惟独自己有几分“伟大”，难免会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有大脾气的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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