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画像

张居正为万历皇帝所编的教科书《帝鉴图说》中的插图

　　编者按：有关晚明首辅张居正的故事，一直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张居正的形象也大多是正面的、完美的，他扭转了明朝后期持续颓靡的局势，营造了明史上最后一段辉煌。但为什么张居正病死后，其家被抄，其子自杀，其功绩也被全盘否定？对此，樊树志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威权震主。不仅如此，樊教授还从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审视了历史人物张居正鲜为人知的“灰色的”一面。

既是改革家又是政客

　　张居正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人所共知。张居正既有改革家的一面，又有政客的另一面；既有公开示人的一面，又有隐私的另一面。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连提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都难以比肩。因为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把《周礼》作为理论根据与出发点；而是秉承法家“不法古”、“不循礼”的作风，革故鼎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首先从政治改革下手，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改变官场流行的颓靡习气——“一味甘草，二字乡愿”（这是海瑞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表述：“医国者一味甘草，处世者二字乡愿。”甘草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死马当活马医，能混一天算一天；乡愿者，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力求构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围，使得“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然后才有可能大力推行财政经济改革，清丈耕地，整理赋税，把隐匿、逃税的耕地清查出来；继而把在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使赋税和徭役货币化，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

　　他以理财家的独到眼光，在财政经济改革中，强调“不加赋而上用足”（不必增加赋税而使得国库充裕），为此两手并举：一手是“惩贪污以足民”；另一手是追查逃税、漏税，增加国库收入。这比那些只会仰仗加税来解决财政赤字的理财家高明多了。

　　这是他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明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十六个字，刻画的就是一副政客面貌。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张居正这个铁腕人物，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他的口头禅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这种政客作风，在“附保逐拱”与“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隆庆皇帝去世以后，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权力争斗白热化，高拱发动言官弹劾冯保，企图罢黜司礼监，把权力收归内阁。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张居正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同盟军。按理说，作为内阁次辅，他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义：如果支持高拱打倒冯保，那么他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冯保打倒高拱，他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为第一把手。于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说什么打倒冯保就好比除掉一只死老鼠那么容易。暗地里，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把高拱在内阁中的牢骚话：“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叫冯保告诉隆庆皇帝的遗孀——皇后与皇贵妃以及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孤儿寡母心态，除掉高拱。

　　直到御前会议之前，高拱还以为张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今天的会议一定是宣布冯保的垮台。结果恰恰相反，太监宣读的“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指责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这份皇后、皇贵妃与皇帝联名签署的圣旨，以不容争议的慎重态度，宣布对高拱的处分：“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罢了他的官，必须立即离开北京。

　　这就是所谓“附保逐拱”（依附冯保驱逐高拱），人们领教了政客的手腕。

打击对手冷酷无情

　　至于“王大臣案”就显得更加荒唐了。高拱被罢官后，冯保害怕他东山再起，一手策划了“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皇帝上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警卫人员”抓住一个打扮成宦官模样的刺客，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张居正与冯保密谋，诬陷高拱是幕后指使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借以诛高氏灭口”。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总督，一手包办对刺客王大臣（本名章龙）的处理，用升官发财为诱饵，炮制假口供，牵连高拱。

　　这一事件闹得朝廷内外沸沸扬扬，大多数官员认为，高拱虽然作风跋扈，但不可能作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来，要求张居正悬崖勒马。张居正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转弯，听从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派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与冯保一起“三堂会审”。朱希孝事前已经查明，王大臣提供的是假口供，要王大臣在会审时如实交代。

　　冯保满以为会审是稳操胜券的，结果大出意料。于是匆匆判处王大臣死刑，顾全了冯保和张居正的面子。

　　时过境迁，张居正与朋友谈起此事，居然振振有词地说，他是一向反对牵连高阁老的；由于他的鼎力相救，高阁老才逃过一劫。奇哉怪也！看来政客的言论，往往需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识破事情的真相。

　　张给人的印象，道貌岸然，气宇轩昂，他身材颀长，美髯及胸，加之身居高位，办事雷厉风行，让人感到不怒而威。这是公开示人的一面，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人或许会问：张居正究竟是一个贪官还是一个清官？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未免简单化。我只能说，他既不是严嵩那样的贪官，也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在贪赃枉法、贿赂横行的官场，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于敛财，却不随便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辽东总兵李成梁，由于他的提携，获得朝廷的嘉奖，特地派人送来大批黄金、白银，张居正婉言谢绝，便是一例。可见他不像严嵩那样贪婪。但是他也不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死了连丧葬的钱都没有，是朋友帮助殡殓的。据王世贞说，严嵩的抄家物资，十分之九进入宫廷，以后又陆续流出，其中最精的十分之二为张居正所得。这种情况非熟悉内情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张居正是一个好色之徒。他致死的疾病公开的说法是痔疮，其实不然。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他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天遂不御貂帽。”原来道貌岸然的首辅张大人，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因为“多御内而不给”，大量服用房中药，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不仅损伤脾胃，而且慢性中毒，毒性已经进入头部，即使治好了痔疮，也难免一死。他的管家亲信游七，投其所好，专门收罗各种房中药，供他纵欲。野史说，戚继光给他送来两名“胡姬”（少数民族美女），也是投其所好。这一面以往很少提及，大概是为尊者讳吧。其实这是晚明上流社会的普遍风尚。

悲剧根源是威权震主

　　张居正卓有成效的改革，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营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后一段辉煌，彪炳于史册，有目共睹。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对于他死后遭到彻底否定，而耿耿于怀，说道：“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这段话是值得细细琢磨的，他把“宰相之杰”与“身死之辱”，用“故有”两个字联系起来，说明其中的必然关系，难道是因为他做得太杰出了，终于招致“身死之辱”吗？做得太杰出，有两种含义：一是“功高盖主”，二是“威权震主”。张居正两者兼而有之。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万历皇帝是一个虚岁十岁的孩子，他的母亲（当时的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把辅佐和管教小皇帝的双重责任，全权委托给了张先生。在皇帝心目中的张先生，以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身份，代替他来摄政。无怪乎张居正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非相，乃摄也。”意思是，我并非一般意义的首相，而是代替皇帝摄政的人。所以当时人说，张居正“相权之重，本朝罕俪”，原因就是“宫府一体”，宫廷和政府大权集于一身。

　　一些官僚深知其中奥妙，对他拍马奉承，企图获得青睐、升迁。有人制作了黄金对联：“日月为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把“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和“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十足的“僭越”，张居正却安之若素。他从北京回家乡江陵安葬父亲灵柩时，有一个官员送给他一座硕大无比的轿子，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卧室，边上有走廊，简直是“一室一厅”的活动房子。皇帝的出巡也没有如此排场，张居正却坦然受之。

　　难道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功高盖主”、“威权震主”吗？那倒也未必。他回到江陵举行父亲葬礼时，皇帝接连发出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回京。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建造了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清醒地说，建什么“三诏亭”，多年以后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凉亭而已，到那时我恐怕连居所都没有了。这是他的忧患意识，他在给湖广巡抚朱琏的信中，吐露了内心的忧虑，由“三诏亭”联想到“威权震主”者的下场，说了一句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顾命大臣霍光终于难以避免灾祸。

　　霍光如此，更早的辅佐成王的周公也是如此；张居正是如此，此后辅佐顺治帝的多尔衮也是如此。

　　原因何在？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的威望与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使他感受到震慑，除非他是白痴。

两次请辞未获批准

　　像张居正这样精通权术的人，当然也担心代帝摄政没有好下场，在他权势显赫的后期，向皇帝提出辞职，希望急流勇退。汉朝的张良，明朝的刘基，功成名就以后，急流勇退，显然是一种谋求自身安全的策略。张居正也想自谋安全，万历八年，向皇帝呈上《归政乞休疏》，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惶恐：“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如果继续硬撑下去，干得好，无非锦上添花；干不好，中途翻车，前功尽弃。这样的话从一向无所顾忌的张居正口中说出来，是不同寻常的。皇帝不可能理解张先生“骑虎难下”的忧虑，毫不犹豫地驳回了“归政乞休”的请求。

　　张居正再次“乞休”，他向皇帝进一步袒露心迹，说：八九年来“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每一天都惴惴不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还说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恐怕保不住自己的脑袋，给国家带来耻辱。

　　皇帝接到张先生的第二份奏疏，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没有感受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他何尝不希望张先生早日“归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切听凭母亲与张先生安排，如今张先生要“请长假”，必须请示母亲。没有料到慈圣皇太后态度坚决而恳切地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让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张居正想急流勇退，没有成功，固然与慈圣皇太后的挽留有关，也与他自己没有固执己见、坚持到底有关。他太贪恋权位了，内心深处实在割舍不下位高权重所带来的一切，“视富贵如浮云”，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他至死也没有急流勇退。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使得皇帝的亲政提前到来。皇帝既然亲操政柄，必须消除笼罩在他头上十年之久的张居正阴影，否则无法树立自己的威权。首先要除掉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的冯保。仅仅六个月后，皇帝就指责一向被他看作亲信的冯保“欺君蠹国”，本来应当处死，念在先帝顾命大臣的情分上，从宽发落，到南京去赋闲养老。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于是掀起一股声讨张居正的浪潮。在皇帝眼里，原先与他联手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的奸臣，本来应当“断棺戮尸”，“姑免尽法追论”，但是必须“抄家”，从政治上彻底否定张居正。他的长子张敬修受不了主持抄家的刑部侍郎丘橓的严刑逼供，自缢身亡。临死之前悲愤地喊出了：“丘侍郎，活阎王！”

　　张居正死后的悲剧是令人感慨的，根本原因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死后功绩被全盘否定

　　张居正死后，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是他一手提拔的副手张四维、申时行的“反戈一击”。

　　冯保企图让退休的礼部尚书潘晟出任内阁首辅，让张居正作为遗言向皇帝提出，皇帝起初接受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冯保希望的那样发展，由于张四维、申时行策动言官揭露潘晟的劣迹，皇帝遂收回成命，令潘晟“着以新衔致仕”。后来言官们对冯保的弹劾，也是张四维、申时行导演的。他们虽然是张居正的亲信，但是对他的改革措施过于“操切”，有所不满，希望在他们执政的时期，宽大从事，不再深求苛责，可以稍安人心。

　　皇帝与内阁在对待张居正问题上，态度如此合拍，预示着新的政治动向：张居正时代已经悄然落幕！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确实难以低估。假如张居正、冯保仍然在政治舞台上，其他人要想改变万历十年以前的政治走向，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此时此地，早已今非昔比，张、冯二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一死一去，皇帝挣脱了钳制他的大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主持内阁的张四维、申时行，极力与张居正划清界限；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如释重负，抨击张居正，政治形势剧烈动荡。

　　皇帝关于查抄张府的圣旨，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动。一些清醒的官员希望皇帝冷静、宽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曾被张居正打压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力排众议，挺身为张居正讲几句公道话。他批评皇帝对张居正的惩罚过于严酷，必然使得今后内阁大臣产生恐惧感，手足无措，形成政治后遗症。

　　皇帝根本听不进去。

　　原任礼部尚书，后来升任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和赵锦一样，都算不上张居正的亲信，当年“夺情起复”时，他和同僚反对张居正的做法，受到张的谴责，被迫辞职。张死后，他重新被起用，得知查抄张府的消息，不计前嫌，写信给主持抄家的丘橓，对官场的世态炎凉，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说：张居正“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在他掌权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他死了以后，“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都不是实情。《明史·于慎行传》提到这封信，给予八个字的评论：“词极恳切，时论韪之。”可见，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讲这样的大实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张居正的悲剧，无疑是一桩冤案。天启二年，熹宗皇帝给张居正平反；崇祯三年，思宗皇帝给张居正的后人平反。为什么？因为大明王朝行将就木，为了挽救颓势，朝廷需要张居正那样的铁腕首相再度出来，力挽狂澜。

　　人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启迪良多，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海瑞对张居正的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在海瑞看来，张居正善于为国家谋划，不善于为自身考虑。实在是深得其中三昧的精彩点评。《明实录》讲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时，也这样说：“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人们当然希望政治家“工于谋国”，并不希望他们“拙于谋身”；希望他们“功在社稷”，并不希望他们“过在身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拙于谋身”或“过在身家”呢？确实值得深长思之，这也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