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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运动中，国民党特务暴徒在街头殴打、抓捕宣学生传队员 1946年初，我受聘到西南联大附中教书。其时联大附中已捱过建校初的艰难时期，在文林街岑公祠有了自己的校舍，办学条件改善多了。校长由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先生兼任。黄先生思想开明，治校严谨，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他高度重视学校的教学工作，对师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同时非常重视体育和开展课外活动，主张寓德育与教学、体育、课外活动及日常生活之中。下午课后，学生们或活跃在运动场上，或开展劳作和美术活动。学校经常举办中英文作文和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话剧演出、野营活动等。联大教授也常被请到学校，如闻一多曾在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过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光未然曾朗诵其长诗《阿细的先鸡》；冯至来讲过《哥德传》等，更赋予联大附中得天独厚的特色，使其教育质量名闻全市。 当时，联大附中试行六年一贯制，历史课从三年级起开设。我到附中以后，就担任了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相当于初三到高三）的全部历史课，并担任三甲班级任导师。当时我刚二十出头，此前只在云大附中教过初一和初二。说实话，面对年龄比我小不了几岁的高中学生，难免心里打鼓。然而走进教室后，迎接我的是一双双对我友好、期待和信赖的眼光，又联想起以前在联大女生宿舍常听到附中学生唱着那令人感动的、充满青春气息的校歌时，紧张感顿时消失。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写讲稿，给他们讲劳动创造人，讲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发展，讲古罗马斯巴达克斯领导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讲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也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血腥侵略和满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看着讲台下一张张神情专注、求知若渴的年青脸庞，听到时不时轻微响起做笔记的刷刷声，我感到欣慰并受到激励，同时也意识到在战乱年代里成长的中学生是早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同学们越走越近，一些同学开始到我的宿舍里来找我交流谈心。我也常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读报纸（如《新华日报》）、讲时事，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记得有一次参加三甲班的晚会，直到第二天黎明才尽兴而散，我也通宵达旦地和他们在一起。学生们之于我，在感情上犹如自己的亲弟妹一般。这时附中教师中还没有共产党员，只有我和数学教师许宛乐两人是民青盟员，有事便一起商量。如1946年上半年发生反苏大游行时，他在当日午饭时悄悄告诉了我，要我赶快通知同学不要参加。 1946年西南联大在昆办学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上，师范学院继续留昆独立建校称昆明师范学院，联大附中也因而改名为昆明师院附中。原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任师院院长兼附中主任（校长）。暑假开学后，钱闻（国文教师）和彭慧云（数学教师）来到附中任教，他们是附中最早的共产党员。钱闻是我爱人，我在1945年初在联大读书时与他相识。那时，昆明有一个组建于1944年秋的党的地下组织——“文化小组”，负责人王时风是中共南方局派在云南的地下交通员，直接由南方局领导，在昆明则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单线联系。钱闻就是“文化小组”成员之一。 “文化小组”的任务一是做青年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工作。西南联大是他们工作的重点，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等联大学生及教授中的吴晗、闻一多、华罗庚等都与他们有直接联系，我当年也是他们联系的一名联大学生。他们还把交友的范围扩大到联大以外的文化界和上层民主人士，如李公朴、孙起孟、宋云彬等。二是以笔为武器，以舆论为阵地，采用“游击战术”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我在联大读书时参与女同学会的《南苑》壁报和毕业后参加《妇女旬刊》的编辑出版工作都是在他们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1946年秋，由于联大结束，“文化小组”成员大部分离昆，钱闻则转到昆明师范附中任教，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他和彭慧云从1947年上半年起由中共昆明西城区委负责人袁用之联系，碰头就在彭慧云家。在附中，他担任四甲班和三乙班的国文课，并兼任四甲班级任导师。我原来任导师的三甲班学生经过抽签升到皿甲班和四乙班，三甲班当时的班长杨振铎刚好在钱闻任教的四甲班，杨的好友段成鹏则分到四乙班。钱闻所用教材主要是他和宋云彬、曹伯韩三人于1945年合编的《高中进修国文选》。这是一套既可用于学校教学又供青年自修的教材，内容上既配合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又充分体现语文教学的基本功能和目的任务。教材中有一篇天蓝写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是根据抗战时期八路军某部一位优秀指挥员的英雄事迹写的朗诵诗，充满悼念、赞美和悲壮情感。钱闻在课堂讲解时激情朗诵这首诗，学生们深为感动，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以至于几十年后同学们都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一场景。除课本外，钱闻另增授了鲁迅的杂文、冯雪峰的寓言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他重视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篇篇精批细改，评语有思想认识方面的，也有文章做法方面的，重点放在怎样认识社会和如何做人。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学生的语文和思想水平提高很快，他和同学们也熟悉起来，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尊敬。眼看着学生们一天天地在进步、成长，我们真是无比欣慰。 1946年11月，段成鹏、杨振铎等人发起组织“群学社”，办《群学》壁报。最早的成员有许溶、万荣仁、戴汝昌、罗保信和李荣翔等约七、八人。他们请钱闻担任指导教师，并为壁报题写了刊头。美术教师王憨生也常为壁报画精美的报头和插图。王与音乐教师周定南是钱早在桂林时就结识的青年朋友，为了加强学校的进步力量，他介绍二人来附中任教。所以“群学社”虽为进步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却一开始就在地下党和进步教师的直接领导之下。“群学社”定期出壁报，也定期组织成员学习，开展各种活动，如举办流动图书社，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和其他社团联欢等。《群学》壁报辟有时事报道、评论、杂感、新书和作家介绍等专栏，编排形式别具特色。所载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径，也对学校当局提出尖锐批评，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它强大的战斗力。自从联大附中更名为昆明师院附中，查良钊任附中主任后，校内政治环境不断恶化，而查表面上还像个天真忠厚的长者。为了推动广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地下党组织决定揭露查良钊的真实面目，钱闻用“炭儿”的笔名写了《查良钊变了》这篇杂文，连续两天登载于 《燎原》社成立于1944年底。那年12月25日为纪念云南护国起义二十九周年，昆明市大、中学校学生和各界人士五六千人在云南大学操场举行纪念大会，会后游行。高呼“要民主，不要独裁”，“要联合政府，不要一党专政”等口号。那天联大附中学生参加大会和游行的仅高年级罗嘉志、杨光宇、段承祐等六个学生。他们回校后深感附中同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风气实在太盛，于是发起成立“燎原社”，办起了《燎原》壁报，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原社”成员中如后来的《红岩》作者罗广斌及傅启泌、杨光宇、何永琼等是附中最早的一批民青成员。到1946年暑假，这些学生大多已毕业离校，“燎原”继续发展了一批新社员，我和钱闻任教的四年级学生中如席淑筠、龚一匡、白祖诗、孙燕声、徐念祖、李德铭等都先后加入。同时“群学社”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发展了沙毓英、马丕伦、杨月如等。从1947年起，这两个社团有更多的同学参加了民青，席淑筠和郎宝媛等就是在1947年初参加的。 民青和进步社团积极参加和配合学生会开展工作。联大附中学生会是1945年下半年由全校学生投票普选产生的。第一届学生会主席罗嘉志是六年级学生，这一届学生会在“一二·一”运动中组织领导附中同学响应全市大、中学校学生总罢课发挥过很好的作用。1946年12月底北平发生美军强暴中国女大学生事件，“群学社”于 1947年10月，在北平学生的带动下，在昆明地下党领导下，昆明学联决定发起助学运动，以帮助面临失学威胁、生活贫困的学生，并以此推动学生运动的开展。附中也在学生自治会的号召下积极响应，师生踊跃捐献。同学们还在王憨生老师指导下制作石膏像，连同师生捐献的物品拿到街上义卖，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查良钊在运动开始就散布“要我为我自己，不为任何人”的言论，警告学生“不要受奸党利用”，这使得斗争变得越加尖锐起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统区内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日益高涨，而且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亦更加暴露出其穷凶极恶的面目，到处以棍棒、逮捕、监禁来镇压学生运动。1947年10月底，昆明警备司令部开出一批“共党分子”黑名单，限令他们去警备司令部登记。附中被上黑名单的八人中有七名学生：段成鹏、杨振铎、马天禄、陈家驹、孙燕声、席淑筠和杨丽华，他们都是五年级学生。段程鹏、杨振铎是“群学社”的，其他五人都是“燎原社”成员，另一人则是教师钱闻。以查良钊为首的学校当局也对师生和学生家长施加压力。其后，段成鹏被捕，其他学校也有一些学生相继被捕。全市学生再一次举行总罢课，反迫害、争人权。后期，为了斗争需要，师院附中和其他很多学校的学生集中住在云南大学，我那时正有病在家，深夜里，常传来一阵阵年轻、激越、高亢的歌声，使我激动感奋得彻夜难眠。在这次斗争中席淑筠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当时，附中内部斗争也呈尖锐复杂态势，被上黑名单的师生从一开始就被监视，一些进步教师也很难公开活动了。在这十分紧迫的非常时刻，就靠她，这个因为有着一头天生蓬松头发而被同学们亲昵地称为“老泡”的席淑筠，担当起了学生与地下党之间的联络工作。席淑筠当时只有16岁，她很早就是学校课外活动的积极分子，此时是“燎原”社成员并已参加民青，年龄虽不大，思想却比较成熟，忠实可靠。记得我在做她级任导师时，就常把当时在地下党领导下，由民青办的《学生生活》、《妇女旬刊》等交给她和杨丽华等几个同学去散发。这一次，地下党的同志就让她和他们直接联系，通过她将地下党的意图贯彻到群众中去。那时钱闻住在校内美术教师高允升家里，他和彭慧云在那一段时间就在高家碰头。高家后窗外面是一个僻静小院，席淑筠就按约定时间到高家后窗口去取钱闻写的通报情况和布置任务的“小纸条”。 解放后，我和钱闻怀念师院附中的学生们，但我们一直无法得到他们的消息，天各一方，彼此不知身在何处。直到1956年，段成鹏才和我们第一个联系上了，那年11月11日，他给我们写来了第一封信。然而十年动乱又使好不容易才接通的消息中断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段成鹏才又和我们取得联系，并到南京来看过我们。这以后陆续有不少同学和我们通了信，给我们寄来照片，寄来他们写的文章、诗篇和专著，也有的趁出差来宁之便来看望我们。 1988年底，陈朴给我们寄来一张照片，这是在1947年助学运动后被上黑名单的其中6个同学于当年聚集在昆明海埂公园的合影。这一年他们大概都已五十六七岁，照片上没有了席淑筠，这个勇敢的姑娘在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投笔从戎，转战在西南边疆，于1950年一次剿匪战役中英勇牺牲，年仅19岁，被誉为“滇中丹娘”。这是一张极具历史意义又极为珍贵的照片，望着这张照片，我的思绪回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学教员是党在青年运动中的骨干，青年在中学时代能受到科学的、正派的、进步教育，就是将来接近马列主义的基础。”事实确实如此，当年他们恰同学少年，纯正质朴，好学上进，在那个民不聊生、落后黑暗的旧中国，他们过早地成熟，痛恨专制腐败，憧憬着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当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后，他们从学兄学姐手中接过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旗，以“新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为着理想而奋斗、而奉献，甚至不惜献出鲜血和生命。建国后，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中，不论是担任领导还是普通一员，始终正直为人，兢兢业业地工作。有些人尽管经受磨难，历尽坎坷，却始终无怨无悔，依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希望。这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在祖国西南边陲生存过的一群中学生的精神风貌。忆及这些往事，我和钱闻总是感动不已，更对他们满怀敬意。 直至今日，他们和我们一直联系不断，互相牵挂，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许溶在2006年元旦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四九届的同学和老师一块儿从同一个时代走过来，有着战斗的经历，也有着相似的遭遇。所以四九届的同学们非常珍视师生情、战友情、同学情。……”是的，尽管六十多年过去了，钱闻和一些同学已经离去，我也迈入了人生的第84个年头，但我相信美好的事物是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的，这份风雨同舟的师生情谊，将会与日月同辉而亘古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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