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05年八月三十日是民族英雄林则徐诞辰二百二十周年纪念日，经过修缮更新的福州林则徐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图为林则徐第五代玄孙女林梅琴（左一）在《抗敌御侮》展厅内向参观的中学生讲述林公生平事迹、丰功伟绩。 中新社发 刘可耕 摄

我从55岁开始写历史人物传记，首选的传主是林则徐。为了力求真实性，我找到了传主的后裔，请他们答疑解惑，获得了鲜为人知的细节。我先后结识了林则徐的后裔林子东、凌青、傅秀；詹天佑的嫡孙詹同济；马寅初的次子马本初；蔡元培的女儿蔡-盎。这些名门之后都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长者，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邵纯

林则徐孙辈

参加革命、满门英烈

　　1994年11月，我从乌鲁木齐出差到福州市，住在福建省委党校。校领导介绍我去见林子东同志，她是林则徐的玄孙女。

　　林子东当时74岁，身材瘦小，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元气充沛，还有几分威严。因为她曾就读于地处北京的燕京大学，所以说一口标准的国语。我对她说：“林则徐虎门销烟妇孺皆知，但这一壮举的背后必定有巨大的文化驱动力。我们要把林则徐的精神世界写出来，这才更有分量……”

　　这天，林子东给我看了一本台湾出版的《林则徐传》，封面上有蒋中正题写的书名，打开第一页是林则徐像，最上方写着“林则徐先生画像”，左下方写着“蒋中正敬题”。原来蒋介石如此敬重林则徐。

　　次年，我的《历史巨人林则徐》一书完稿，想请林子东为此书写序，她说：“要凌青写更好。”于是我又结识了林子东的胞弟凌青，并由他为拙作写了序言。

　　1996年夏，我到北京参加“林则徐禁毒思想研讨会”时又见到了林子东。她比我年长18岁，但不同意称她“林老”。她说“大姐”适合于任何年长的女性。从此我便称她为“林大姐”。她领我到北京花园街2号，看望了她的双胞胎姐姐傅秀。我和这位蹲过7年秦城监狱的寡居老人聊天，竟然会不时地听到她爆发式的笑声。

　　2002年我定居上海后与林大姐交往更多了。由于交往甚多，我对林大姐的家世、经历和同辈亲属也有了相当的了解。林则徐有三个儿子，后世香火甚旺，现在已有第九代后裔出世。林子东是林则徐最小的儿子林拱枢的后代。她有两姐、两兄、一弟，大姐林圣观生于1914年，1947年赴德国，与科隆大学教授、曾任德中友协会长的卡尔·秉格结为伉俪，这位德国教授成了林则徐的玄孙女婿。

　　林子东的大哥李良(他与曾祖父同月同日生，所以原名林曾同)生于1917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46年在天津美国新闻处工作时参加了地下党，是肩负特殊使命的无名英雄。“文革”时李良在天津被打成“国际间谍”，但无论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他对党和国家的机密始终守口如瓶，一字不露，1969年7月18日被迫害至死，年仅52岁。1977年12月31日得到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林子东的二哥林兴生于1919年，曾就读于辅仁大学，1945年在北京的一家银行工作时，他的妹妹傅秀从解放区到北京，他便随妹妹秘密出京，参加了解放军，任侦察员，解放战争中多次出生入死。解放后在安徽大学工作，“文革”曾遭迫害，于1993年病逝。

　　林子东的姐姐傅秀(原名林锦双)生于1921年，1941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入党，后到根据地工作。“文革”时，傅秀被关入秦城监狱7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与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岩)在一起工作过，知道文静曾投降日军的丑史，所以在劫难逃。2001年5月初我去看望过她老人家，不料同年11月她就逝世了。

　　林子东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日军占领了北京，她到上海入沪江大学。后来日军又占领了上海，21岁的林子东决心弃学抗日。1942年，她背着父母，在大姐林圣观的掩护和帮助下，化装成农村妇女，逃出上海，到苏南参加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她回到福州，先后在省出版社、社科院、社科联任领导工作。她曾任全国政协委员，73岁离休。

　　林子东的弟弟凌青(原名林墨卿)生于1923年，在燕京大学就读时参加革命，后经晋察冀根据地到延安从事英语翻译工作，20世纪80年代出任我国驻联合国大使。1997年收回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是他代表中国政府交联合国备案的。林则徐如有在天之灵，对香港回归和有这样出色的后人必定无限欣慰。

　　林子东同辈6人，其中5人在1940年代入党。他们都不是因为家庭贫穷而参加革命，而是为了抗日，在国共之间都选择了共产党，所以说林大姐家满门英烈不是过誉。

詹天佑嫡孙詹同济

颇有“巴顿将军”风采

　　詹天佑12岁到美国留学，20岁回国，毕业于耶鲁大学。詹公是清政府授予的“工科进士第一名”，有“中国工程之父”的美誉。但是，关于詹公的史料不能算丰富。

　　我在写作过程中，有两个疑点：一是连接火车车厢的挂钩是否为詹天佑发明？我幼年时听说外国人把这种挂钩叫“詹天佑”以纪念它的发明者。第二个问题是台湾出版的一部《詹天佑年谱》中说，詹天佑参加了1884年发生的中法马尾之战(亦称马江之战)，并说他曾跳入海中救出了几名战友。

　　因无佐证，我不敢落笔。为弄清楚真相，我曾多处求教，最终得知詹天佑的嫡孙詹同济是铁道部的高级工程师，已退休。我断定他必可给我以权威的解答。

　　一天，我拜访了詹同济先生。他的住房很简陋，室内没有卫生间。接待客人的小平房的墙壁上挂着詹天佑标准像，靠墙处有一架钢琴，除此之外极简朴。

　　同济先生60多岁的样子，个子较高，神态严肃，不苟言笑，有点令人生畏。他对我的请教，回答极迅速而又简练，他那种风格和神态竟然使我联想到美国的巴顿将军。他告诉我，火车挂钩的发明者是美国人詹内，詹天佑生前编写铁路专业辞典时，故意把“詹氏挂钩”写成“郑氏挂钩”，以避“詹”字产生的误解。他还说：“马尾之战时，我祖父不在马尾，而是在广州任英文教习。”

　　我的两个疑问得到了明确的解答后，我说：“您可以为此传记写篇序言吗？”他只说了两个字：可以。我要求与他合影，他一言不发，但立刻站立到詹天佑像的下面，并用目光示意我和他站在一起，由他夫人为我们拍了照片。

　　我回乌鲁木齐后，很快就收到了同济先生写的序言。我通过书信向他请教一些铁路工程的术语，他都详细作答。书出版后我寄给了他两册，他在回信中夸了我几句，并说孙道临先生正在主持拍摄电影《詹天佑》。

马寅初次子马本初

父亲的历史不可戏说

　　马寅初先生的次子马本初生于1926年春节。我与本初先生已保持了十多年的亲密交往。他是一位精通英语的机械工程师，文质彬彬，外柔内刚。他与父亲共同生活了55年，对马寅初的了解之深不言而喻。

　　1998年4月下旬，我第一次采访本初先生就连续谈了三个上午，知道了许多感人的细节。比如马寅初特别崇敬毛泽东，他给1952年出生的孙女起名“思润”，“润”即指毛润之。思润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思泽，一个叫思东。思润“文革”中在北京胶片厂当工人，她最大的愿望是到北京大学当个工农兵学员，所在单位两次推荐她，均因她是马寅初的孙女而被拒之于北大的校门之外。这对性格内向的思润打击太大了，她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造成了一生的痛苦。

　　多次交往，使我感到本初先生的实事求是。他多次对我说过：“某些赞美我父亲的人是好意，但凭想当然写作，不真实。如有人说我父亲喝咖啡，还有人说我父亲在重庆和黄炎培下酒馆，这都不可能，因为我父亲一辈子只喝冷白开水，其他饮料一滴不沾。有人说蒋介石抓我父亲时，我们一家人哭哭啼啼，根本没这回事。我只见父亲流过一次泪，就是周总理逝世时。”

　　“文革”迫害了无数人，于是有人也写马寅初在“文革”中遭到种种迫害，本初先生说：“没那回事。”他告诉了我真实的情况——马寅初因《新人口论》遭了厄运后，受到周总理的多方面保护，周培源、陈叔通、陈毅都曾来慰问过马寅初。

　　在东、西总布胡同居住过李济深、李宗仁、张治中、史良、蒋光鼐、沈钧儒、王首道、班禅大师……真是名流云集。然而“文革”开始后人人自危。马寅初家人听说张治中、李烛尘家已来过红卫兵，马寅初说：“与其让红卫兵来抄家，不如我们自己先动手！”于是他家一切可能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统统被付之一炬了，其中包括刘罗锅的书法真迹，马寅初百余万字农业经济学手稿，连本初夫人的高跟鞋也全都烧掉了。

　　不料，数天后派出所来人说：“周总理有指示，你家是保护对象，不准任何人闯入，我们负责保护。”因此“文革”中马寅初本人没有受到冲击，这是历史的真相。

　　戏说马寅初最可笑的是那位因写文化散文而得名的先生。1997年初，他在台湾演讲，向台胞们讲起了马寅初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他说：“五十年代他的著名的人口学理论受到严厉批判，并因此被撤销了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儿子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洗澡，他听了只‘呜’了一声，没有说第二句话。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冤案彻底平反，并获得了比过去更大的荣誉，当时他已百岁高龄，他的也已高龄的儿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又在洗澡，听了之后仍然是‘呜’了一声，不再说什么。我觉得他这横跨数十年的两声‘呜’极有魅力，‘呜’出了高贵，‘呜’出了操守，‘呜’出了大宁静，简直可以傲视历史。”

　　这段话除第一句正确，其余的内容都是想象出来的神话。本初先生说：“父亲是辞职不是被撤职，1960年1月3日他亲自到教育部提交了辞职书，3月18日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后，从北大燕南园回到家中。他85岁时一只腿麻木，91岁患肠癌，做了两次大手术后卧床，自己怎么洗澡？1979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率众到我家宣布为父亲平反。我父亲接受献花后，坐在轮椅上与众人合影，由我代表父亲宣读了答词。那位名人所述内容，误导台胞。”

　　我敬重本初先生实事求是的精神，并珍藏着他与夫人签字后赐予我的15卷《马寅初全集》。

蔡元培女儿

心胸和父亲一样宽广

　　为蔡元培先生作传，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蔡元培的陵墓在香港，我怕难以找到他的后人。2004年元旦一友人对我说，他路过上海华山路时见到有蔡元培故居。次日，我与妻直奔华山路，看完了故居几个展室后，我问讲解员：“您知道蔡元培的后裔在何处吗？”她说：“蔡元培的女儿就在隔壁的楼上住。”那天我们没带任何证件，但我仍然迫不及待地按了主人家的门铃，接待我们的正是蔡元培的女儿蔡-盎老人。

　　我们随她进入二楼的客厅后，顿时觉得处处皆可仰视——左边的墙壁上挂有刘海粟画的蔡元培像；右边有蔡元培夫人、美术家周峻画的蔡元培油画像，还有刘半农拍摄的蔡元培像……推开两扇门后，是蔡元培用过的实物展。

　　蔡老大姐身体瘦弱，面目清秀，对我们两个不速之客毫不见怪，她叫阿姨送上了咖啡、点心和水果，并让我们在来客本上签了名。从她的举止和谈吐中，我立刻感到了一位名门之后非凡的文化素养。她是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研究员，早已离休，因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社会活动仍很多。

　　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关系上了。她说：“我父亲比陈独秀大12岁，比胡适大24岁，三人都属兔，所以戏称‘兔子党’。”以如此轻松的谈话，开始了我对她多次的求教和求助。

　　有一次我和她聊天，说起了“文革”中发生的事。蔡大姐是1948年在交通大学参加地下党的。她受冲击时的罪名有三个：一是她是被打成“特务”的科学家彭加木的入党介绍人；二是地下党员没有被敌人抓捕，就可能是叛徒；三是她家有件女式游泳衣，因此怀疑她想穿此衣越海投敌。造反派抄她家，竟然抄了近一个月，因为他们把蔡元培留下的大量文物当成了敌伪档案，所以一页页地看得很仔细。可是，鲁迅给蔡元培的4封亲笔信，却被抄家的人扔掉了，因为鲁迅的信署名“树人”，他们不知道鲁迅本名周树人，所以不感兴趣。

　　她说：“还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文物是敌伪档案，所以没有烧掉，全部封存到玉佛寺里。“四人帮”垮台后，这些文物都交给国家了，没有损失。”蔡大姐说这些令人痛心的往事时始终面带微笑。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些感想：蔡元培有大海般宽阔的胸怀，而我面对的这位慈祥长者，则是“大海的女儿”。

　　○摘自《纵横》2008年第11期 邵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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