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冬至，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那一日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当然，除了天文学的意义，冬至也是一个民间的节日。

近几年民俗回归，又开始过起冬至来。不过现在过冬至却好像有点儿问题，每每那天的新闻报道都是超市速冻饺子或者是饺子皮脱销，以示家家都在吃饺子。可在我的印象和经历中，都是冬至吃馄饨，啥时候变成饺子了？而且这饺子吃的还有些道道儿，不吃的话冬天会被冻掉耳朵云云。饺子形似耳朵，所以需人人食之。

面对电视里告诉我们的民俗，记性是不大可靠了，只好拿出书来翻。如果按照历史逆流而上，首先需要打开的就是成书于清末的《燕京岁时记》。该书在“冬至”一条写道：

“民间不为节，惟食馄饨而已。与夏至之食面同。故京师谚曰：‘冬至馄饨夏至面’。”

还引汉书道：“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就是说这天开始阳气上升，阴气下降。至于馄饨同义于混沌或者与上古浑氏屯氏有关的说法，就连作者都觉得是胶柱鼓瑟。

毫无疑问，我的记忆还是没错，确实是冬至吃馄饨。其实吃也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只是让我觉得民俗这东西也有些“层累构造”，今人众口一词未必可信。既然是这样，不妨继续上溯，看看历史上的冬至。

再往上就要看《帝京岁时纪胜》了，这本书成书于康熙时候，也有关于冬至的记载：

“长至南郊大祀，次旦百官进表朝贺，为国大典。绅耆庶士，奔走往来，家置一簿，题名满幅。传自正统己巳之变，此礼顿废。然在京仕宦流寓者极多，尚皆拜贺。预日为冬夜，祀祖先羹饭之外，以细肉馅包角儿奉献。谚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之遗意也。”

大致意思就是冬至这个节日原来是国家的重大典礼，民间也非常重视。可是相传从正统年间土木之变—也就是己巳之变—后，过冬至的人一下就少了。虽然这本书时间更早，但是对馄饨的记载却更清楚，甚至没有忘记告诉我们馄饨要纯肉馅的才好吃。

至于冬至这个曾经非常重要的节日，究竟怎样因为土木之变不再重要，这本书也没有说清楚。遥想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土木堡被俘，瓦剌首领也先挟大明天子直薄京师。而明朝五十万精锐在土木堡损失殆尽，京师防守空虚，只剩余二十万老弱残兵。虽然有兵部尚书于谦挽狂澜于即倒，但是经历了十月的北京保卫战，除了百姓们的心有余悸，大明朝也是元气大伤。面对这样的满目疮痍，北京会度过怎样一个冬至呢？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位亲历者留下了宝贵的记载，详实地记录了冬至与土木之变的关系。他就是正统十年的进士、当时的兵科给事中、昆山人叶盛。

在他留下的史料笔记《水东日记》中，“京都贺节礼”一条记道：

“初，京都最重冬年节贺礼，不问贵贱，奔走往来者数日，家置一册，题名满幅。己巳之变，此礼顿废。景泰二年冬至节，礼部请朝贺上皇于东上门，诏免贺。旧凡遇节，鸿胪、尚宝、中书、六科直庐相接者，朝下即交相称贺。是日，予亲见鸿胪佐贰邀大兴杨公协走贺，公曰：‘太上爷爷不得一见，尚谁贺耶？’闻京都贺礼，至今寥寥，不复昔比。”

这很容易理解，明英宗北狩未还，大臣们主辱臣死，谁还有心情去迎来送往、大吃馄饨啊？

可从这条笔记来看，冬至节的萧条，并不仅仅是因为满城尽为惊弓之鸟而无心过节。也是因为朱祁玉登基之后，大臣们不满他薄待太上皇——也就是他的亲哥哥朱祁镇，于是拒绝过节。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民俗历史确实有“层累构造”的现象，明朝时冬至还是“京都最重冬年节贺礼，不问贵贱”，到清朝初期却只“为国大典”。

在一个最重要的节日中，大臣们想要朝贺太上皇竟被拒绝。面对这样无情处置，大臣们则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予以回敬：你不让我们和太上皇过节，那咱们就谁也别过了。按照上面那位杨大人的话说：“冬至这样的大日子，太上皇爷爷都不让我们见，那还有谁值得我们去祝贺？”潜台词说得明目张胆，典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景泰皇帝一共在位八年，不光不允许臣子们朝贺太上皇，而且还断绝了英宗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将他送到南内，也就是现在南池子大街一带，像囚犯一样看管起来。后来就连太子也换成了自己的儿子。当然，大臣们也和皇帝在这些问题上常有争论甚至冲突，拿冬至来撒气，也许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对这一切，失去自由的英宗完全无可奈何，却也激出了日后的夺门之变。

不过平心而论，景泰皇帝朱祁玉也不算是恶人，说到底他保住了大明江山，没有像赵构一样为了皇位资敌杀将。更避免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明像宋朝一样南渡偏安，使得北方百姓免遭涂炭。在这一前提下，兄弟间的皇位之争，大臣和百姓大可以将其看做老朱家的家事。

《水东日记》的作者叶盛，明史有传。土木之变时他正是兵科给事中，后官至吏部左侍郎，历抚宣府、两广。作为言官时“凡六科联署建请，盛每先发言，往复论难。”在外巡抚时，更是留心军政，提出不少政见。

也正是如此，冬至与土木之变的关系，由这位作者写来，才是情理之中。因为他不仅是历仕四朝，熟悉政事，勇于建言的言官；而且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学家，《四库提要》形容其“留心掌故，于朝廷旧典，考究最详”。这样的文章由他写来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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