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顾颉刚，均曾经有一段崇拜章太炎的过程，后又改信胡适。他们可以被视为胡适之后，对于中国学术规范的影响很大的人物。顾颉刚以“古史辨”运动方式，以提倡纯粹的历史研究为理由，来剥离历史叙述中的价值构成和文化象征。顾颉刚说他继承了疑古派的传统，敢于怀疑，然后又得到了胡适所带回来的西洋历史的方法，这样他便“敢于推倒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与他人的攻击。倘使我早生了若干年，处于不许批评有没有研究方法的学术社会中，或者竟要成了一个公认的妄人。”[1]

顾颉刚在毛子水的劝说下，去听章太炎的讲座。章太炎属于古文经学派，在学术层面上看，比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更重材料和证据，因而更接近现代学术的面貌。但在听课的时候，他听到的则是章太炎以经学之门户批评康有为。所以顾颉刚不断问自己四个问题：1，何者为学；2，何以当有学；3，何以有今日之学；4，今日之学当如何？思考之后，顾颉刚得出的结论是：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有用没用。由此，他断定，章太炎没有完全从经学转变到现代学术，顾颉刚对章太炎的评价是：“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2]因此，顾颉刚虽然肯定整理国故来自于章太炎，但真正上轨道的则是从胡适开始。

顾颉刚等人对于历史的态度的转变，有人认为是“革命性”的，“大概在1920年至1930年，中国一群领导性的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新的反省，他们对史料的态度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些人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他们的文字分散各处，如果稍加比辑，可以发现一个认识论上的改变。首先，对这一代人而言，传统的权威已经几乎倒塌了，所以六经在他们看来都只是史料了——是供人研究的材料，而不是让人寻求治国平天下大道理之所在。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同时也提倡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也就是平等看待每一时代学术思想材料的价值，不再以为只有那最高点才有价值。”[3]在这些人中，态度最为激烈的是傅斯年。

可能是夹杂着在北大期间与章门弟子之间的个人恩怨，傅斯年用激烈的言辞来反对章太炎和其学派，放弃了胡适他们对章太炎的适当的尊敬，而是要通过对章太炎的攻击，来彻底“清除”章门师徒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影响。

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国故本来即是国粹，换汤不换药，无论是国学还是国故，这样的词汇的变迁并不能改变非学术的实质。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这就是说所有与“国”相关的学科都不是纯粹的学术的研究。“整理国故”这四个字就是由傅斯年提出而被胡适推广的，在傅看来，整理有两种方式，客观的整理和崇敬的整理。他所主张的当然是客观的整理，只是将国故看作是一些科学研究的材料而已，并没有别的特别的意义。

他对于章门学术的攻击集中在1928年他所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这个文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首先他放弃了国学之名而代之以“历史语言”这样的中性词汇，其次，是这样的学术建制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影响。比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至今仍采用“史语所”这样的建制。

由章门弟子向胡适派的权势转移，这是一个现代学术转向的必然过程，其中夹杂着复杂的人事和情感的矛盾。也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傅斯年等人即使在完全取得学术权势之后，对于章太炎的攻击依然不绝。他甚至认为即使顾炎武、阎若璩的考证方法也比章太炎要现代，而受章太炎影响的一些人“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徵，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新的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南西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年了。”[4]

傅斯年开始筹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就是要把历史和语言从传统的学术谱系中“解放”出来，因此，即使连“国故”这个概念也成为他攻击的目标。认为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必须将“国故”的概念也抛弃。“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研究。…… 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利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题目？且这名词不通达，取所谓国学的大题目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而论，因为求这些题目之解决与推进，如我们上文所叙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差异之表显。”[5]

傅斯年明确地说，只有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如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才是他们的“同志”，而那些把仁义礼智和主观价值与历史语言混杂的，则非是。明确地要划分彼此之间的界限。如此，“国”便完全被去魅而还原为区域。

从上述的梳理我们可以概而言之：“国学”或“国故”的概念在不断的变化，而其实质是在于“国”的意象转移。章太炎提出国故，本身就是对国粹的反思的结果，他也试图借鉴从西方的学术分类中将中国思想传统做了分类式的讨论。但是他依然是要通过“国学”的研究激发爱国精神，确定中国认同。而北大国学门的工作目标已经将对“国性”的认同改为“为国争光”，但是，他们更多地要从民间歌谣和习俗中寻找“中国的精神”，要与经典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学术的规范来说，则是试图从传统的经学中解放出来。

到傅斯年，“国学”之国，只是因为地域的关系，他坚决反对国学所附加的价值和道德的因素，要以一种完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恰好存在”于中国的这些文献和素材。

[1]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492-49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44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3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4－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5]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