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11月17日，在去世整整46年之后，司徒雷登骨灰自美国华盛顿迁葬杭州半山安贤园。相信多数人知道司徒雷登，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评论文章中，司徒雷登被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大遭讽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我国也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此番迁葬，可说是魂归故里。

　　司徒雷登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特别是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员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司徒雷登都被作为了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司徒雷登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逐步还原司徒雷登的真实面貌。

　　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可以说是魂归故里。杭州，既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也是他儿时生长和青年时工作过的地方。同时，杭州还是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安息地。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曾在杭州开办过学校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在杭州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司徒雷登是长子。从1876年到1887年，司徒雷登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他的童年。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曾这样写道：“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郊游，在杭州秀丽的湖光山色中徜徉。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我们举行野餐，采摘草莓。夏天，我们到山里阴凉的古庙里避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极富诱惑力的探险。”11岁，司徒雷登被父母送回美国读书。28岁，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携新婚妻子重返杭州，直到四年后赴南京金陵神学院任职，并从此与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政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的一生是复杂而多面的。他既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关系甚笃，又曾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座上客。从1876年6月24日在杭州出生，到1949年8月返回美国，除去在美国求学的17年，司徒雷登在中国前后共生活了56年之久，所以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我认为，司徒雷登的一生有着六大功绩和两大过失。

　　辛亥革命爆发时，司徒雷登是派驻中国的传教士和美联社的特邀记者，他成为向国外报道中国辛亥革命，并将其誉为“中国独立战争”的第一人。

　　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为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一流大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司徒雷登是反法西斯的勇士。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南迁内地，组建西南联大，燕京大学一直坚守在北平。他因支持燕京大学师生的抗日活动而被日本宪兵关押了三年零八个月。在被监禁期间，他把所有背诵下来的中国成语翻译成了英文小册子。

　　年逾古稀之际，他在中美两国和国共两党舆论的一片赞誉声中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径深恶痛绝。1949年，在国民党节节溃败之际，他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并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使中共与美国之间的高层接触稍纵即逝，他不得不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无奈离开中国。

　　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之后，虽然遭受麦卡锡主义的残酷迫害，但仍然坚决反对美国右翼“一中一台”分裂中国的言论。

　　司徒雷登一生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当然，司徒雷登也有他自身的局限性。司徒雷登是传教士，他从意识形态上对马列主义带着很深的偏见，并多次发表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言论。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代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立场，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持偏袒的态度。也正因此，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所代表的角色给予了严厉批判。

　　回到美国仅3个月，司徒雷登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那时，司徒雷登身边没有亲人相伴，他的妻子在他50岁时病逝于北京，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从年青时便追随在他身边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其家人照料。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上辞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3天后，杜鲁门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在中国期间为增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极高的评价。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一边请人翻译，一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译本。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国大陆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可见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

　　1973年和1974年，应周总理的秘密邀请，傅泾波先生两次回国，并两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园的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的答复。1986年1月，傅泾波亲笔上书邓小平再次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中国安葬的问题。同年6月底，中央书记处做出批复，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他在燕大时的故居临湖轩。后傅泾波先生因健康原因始终未能再次回国，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之事也就此搁置下来。自傅泾波先生1988年去世后，司徒雷登的骨灰一直由傅的女儿傅海澜女士供奉在家中，直至今年11月17日上午，在他去世46年之后，得以在杭州半山安贤园落土为安。

　　我在撰写《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时，负责北大外事工作，为落实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一事，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还多方打听司徒雷登夫人骨灰的下落。据司徒雷登回忆录记载，他的夫人1926年病故后，被安葬在中关园的墓地。为此，我专程前去实地查找。文革前，北大在中关园建宿舍，把原先的墓地迁出去了。由于当时没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墓葬到底被迁往何处。当时，我分析也可能会就近迁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也曾两次前去查过万安公墓的档案，可依然一无所获。听万安公墓管理处主任介绍，北京还有一处专门的外国人墓地，他会帮我留意，继续查找下去。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在司徒雷登骨灰的安葬仪式上，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发表感言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对此，我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