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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 空前绝后的“时尚之王”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12-09 00:00于哲学网发表

 

 



    陈凯歌花费三年心血拍摄的传记大片《梅兰芳》昨日正式公映,戏迷和影迷似乎都不太领情。一位空前绝后的表演艺术家的舞台风采,岂是流行天王黎明所能呈现;一段颠倒乾坤,牵涉到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梅孟之恋”,到得电影里简化为20分钟,纯净到梅兰芳和孟小冬连手都没牵过,以至红到发紫的章子怡,不甘沦为配角,想另拍《孟小冬》传……

     

    不怪观众无情,演绎了一个时代传奇的梅兰芳,故事比人生还长,哪里是一部电影能装得下的。我们且饶过黎明,去看梅老板自己上演的版本。

     

    资料来源: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等著《梅兰芳回忆录》、徐城北著《梅兰芳艺术谭》、齐如山著《梅兰芳访美记》、许锦文著《梨园冬皇孟小冬传》、《电影世界》等)

     

    名旦之首

     

    梨园F4取代老生头牌位置

     

    晚清前后的京剧舞台,仍以老生表演为主流,而男旦本来只处于附庸地位;可是风水轮流转,到了民国初年,男旦以柔克刚,后来居上,以梅兰芳为代表的男旦时代一举取代了以谭鑫培为代表的老生时代。当时所谓“四大名旦”,可称当时娱乐圈的F4——区别在于,今天叫“追星”,当年叫“捧角”。

     

    梅兰芳是旦角世家,祖父梅巧玲“扮相雍容端丽,表演细腻逼真”,三十余岁掌管四喜班,与当时的老生谭鑫培(电影中“十三燕”的原型)交情匪浅,后者年老以后,每年初二、三仍必到梅家,向梅兰芳祖母行磕头之礼。梅兰芳父亲早逝,伯父梅雨田是谭鑫培的琴师,有“胡琴圣手”之称。此外,梅兰芳的姑父秦稚芬也是当时名旦,与梁启超、罗瘿公、魏铁珊有文字之交,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他也是梅兰芳的启蒙恩师。

     

    摆脱“相公”世风

     

    虽然梅兰芳的姑姑说梅的幼年,“受尽了冷淡和漠视,生活在阴森的气氛当中”,但他日后学戏,老师们都会格外照顾,“还是靠先祖一生疏财仗义”。这大概也影响到梅兰芳后来在人际关系方面出色的经营。

     

    但梅兰芳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后来的形象宣传最注重摆脱的,却是出道时的“相公”世风。当时许多人包养童伶,送去学唱男旦,模仿女性的娇羞。在这种不良习俗下,梅兰芳一登台,便被唤作“梅郎”。

     

    梅兰芳曾提到过这些传闻给他带来过困扰,“梅党”支柱齐如山也回忆说,第一次听梅兰芳的戏后,想给他一点建议,但“考虑到自己早在民国元年就应邀在谭鑫培任会长的正乐育化会讲演戏剧理论,不久前又刚从法国归来,现在贸然接触一个唱男旦的伶人,社会风气可畏,恐怕会招惹麻烦”,只好书信来往半年后才见面。

     

    彻底取代老生位置

     

    因为梅家慷慨仗义铺下的基础,也因梅兰芳自身的天分和勤奋,在谭鑫培和杨小楼的“力捧”下,梅兰芳迅速出头,在1917年谭逝世前形成了“谭、杨、梅鼎足三分”。尤其是杨小楼,在谭渐老后,有了“国剧宗师”的地位,他对梅兰芳的情义在《霸王别姬》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1921年合组“崇林社”,开始编排这个戏,到1922年首演后风靡一时,梅兰芳不仅借助杨小楼的影响力,与日渐崛起的尚小云等对手再次拉开距离,又以富于戏剧性和歌舞性的特点,以“戏”率“技”,从此走在时尚的前头。而且随着《霸王别姬》的成功,很多观众在虞姬自刎后已经不耐烦再看霸王的表演,让杨小楼颇为尴尬,自此平起平坐。

     

    192118夜,“崇林社”在前门外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演戏时,梅兰芳还只是当晚王瑶卿、王凤卿、尚小云、俞振庭、杨小楼等十位“超一流”大角中的一个,此后却向着“伶界大王”的位置走,随着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从“听戏”向“看戏”变,旦行的妩媚漂亮变得更重要,到1927年《顺天时报》评出四大名旦就彻底取代了老生的头牌位置。

     

    之前主要是班主制,像梅雨田、俞振庭都可以占据不小的势力,尤其是后者,因为是名角之后,又养了一群武行,许多班子都要经他才有活干。四大名旦还依仗智囊,开发起自己的明星魅力。

     

    梅孟之恋酿成血案的婚变事件

     

    1926年,在《游龙戏凤》中,旦角梅兰芳和坤伶孟小冬乾坤颠倒,既在舞台上成就了一段风流天子与美丽乡姑的露水姻缘,又在舞台下喜结连理。梅孟从相恋到婚变,都是当年媒体大事件,一桩不折不扣、轰轰烈烈的“绯闻”事件,其中更牵扯着梨园家族的感情角力。

     

    1910年,梅兰芳与名武生王毓楼的妹妹王明华结婚,后来迎娶有“天桥梅兰芳”之称的坤旦福芝芳,福的性格更为凌厉。因此当梅兰芳遇上孟小冬,身边人便热心撮合起他们。

     

    孟小冬出身武生世家,漂亮,嗓音好,在1925(18)来北京前,已经誉满南方。这一年8月,一场演出中,孟演《上天台》,接下来的恰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两人在上下场的交错中第一次相见。

     

    颠倒乾坤的梅孟恋

     

    以后,便有人安排他们同演《四郎探母》,一时“乾坤颠倒”传为美谈。1926年下半年财政总长王克敏的生日堂会上,他们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

     

    1927年春节过后不久,在冯耿光的公馆里,为梅孟二人举行了婚礼。因为说好孟是准备递补当时肺病在身的王明华的,所以孟小冬“暂时”被“藏”了起来:“纵是坤生第一,也只好光彩黯然收”。孟小冬显然甘心换取这样的甜蜜。

     

    一桩血案引发婚变

     

    但在914,一个孟的崇拜者、大学生李志刚,因为她久不登台,迁怒于梅兰芳,于是要到冯宅杀他,结果与梅相熟的记者张汉举自告奋勇出去,身中数枪做了替死鬼。李被击毙枭首示众三日,但小报却抓住此事不放,流言蜚语铺天盖地,甚至说孟是那青年的未婚妻,梅是夺人之爱。这对梅兰芳“完人”的名声是极大的伤害,福芝芳更以一句“大爷的命要紧”,让许多讨厌她的梅党站到了自己一边。孟小冬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唱戏,并以男儿装出入社交场合,《天津商报》特辟“孟话”专栏,称孟小冬为“冬皇”。但梅兰芳但还是准备带孟小冬访美,他准备的墨盒中有一个就刻着孟小冬扮的古装像。此时已经怀孕的福芝芳毅然请日医堕胎,也要跟去,血光之下,梅兰芳只好谁都不带。

     

    拜师余叔岩再嫁杜月笙

     

    19308月,梅兰芳的祧母(即梅雨田的妻子)去世,孟小冬去梅宅奔丧,却被下人称“孟大小姐”被拦了出来,因为再次怀孕的福芝芳又一次以人命相逼。梅兰芳做事一贯“无可无不可”,但在名分上的沉默却让孟小冬感到一片虚空,分手后,她绝食、生病、避居津沪、参禅学佛,直到1938年拜到余叔岩的门下,但身体已经有了很大的损伤,之后再难应付长时间的演出。

     

    孟小冬随余叔岩学戏五年,虽然很注意打点讨好余府上下,但余死后,其续弦夫人还是将他手抄的祖传秘本、工尺曲谱本统统烧掉,正是做给孟看的。

     

    坊间传闻,孟小冬与梅兰芳最宠爱的大弟子李世芳有过一段感情,甚至是造成李离开老师,最后飞机失事的原因。但从李遇难时间19471月来看,孟小冬当时已入杜月笙府邸,关联性并不大。但梅兰芳对李的感情确实很深,因为他长相酷似自己才收为徒弟,有“小梅兰芳”之称。他陪梅兰芳唱的最后一场是《金山寺》和《断桥》,这让梅兰芳在很多年里都不愿意碰这两段青蛇戏,直到建国后提携梅葆玖才重新拾起。

     

    孟小冬后嫁杜月笙,虽然张伯驹把杜孟的婚姻称为地狱,但孟小冬说不唱就不唱,将老生带到登峰造极的余派从此成绝响。这个女人身上的硬气和委屈,其戏剧性独立出来比梅兰芳更精彩:梅兰芳、余叔岩、杜月笙,三世传奇,梅不过占了一段。

     

    “梅党”之爱军政商文界强大粉丝团

     

    历史上痴迷于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戏迷无数,当时拥护他的戏迷被称作“梅党”,“梅党”恐怕也是最早、最华丽的粉丝团。因为梅党”中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名人名士,这其中的左膀右臂,就是“钱口袋”冯耿光和“戏口袋”齐如山。

     

    梅兰芳结交广泛,其层次之高、影响之远,都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对于戏子们来说,要想成名,或是摆脱班主的控制,必须要有人捧。最初与梅兰芳“兰蕙齐芳”的表兄王蕙芳(影片中朱慧芳的原型),就“傍”上了因复辟清廷闻名的“辫帅”张勋,一直到他后来躲到天津当寓公。而梅兰芳的厉害就在能用政商的势力维持自己的地位,最终用文化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钱口袋”斗“戏口袋”

     

    当其他戏子还和纨绔子弟厮混时,他就第一个注意结交新式实业家。1919年去江苏南通,不仅是研习昆曲,更与张謇成为忘年交。首赴上海,他便立即拜访《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汉溪,经这些媒体大佬的介绍,又结识了沪上文艺界的吴昌硕、况夔生、朱古薇、徐凌云等,回京后,又与齐白石、陈师曾、汪蔼士等结交。如日中天的他还主动登门拜访音乐家刘天华,请他用五线谱记录自己的演唱,两年后出版了能通行世界的《梅兰芳戏曲集》。他还曾与“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其他三个是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搭戏,张伯驹饰黄天霸,他饰褚彪。

     

    1931年“9·18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前门外的中和园听的正是梅兰芳的戏。这些捧梅的人被称作“梅党”,梅兰芳演出必在前排给他们留一排座。这其中的左膀右臂,就是“钱口袋”冯耿光(影片中冯子光的原型)和“戏口袋”齐如山(影片中邱如白的原型)

     

    一千大洋买一件羽衣

     

    冯耿光曾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少将,1918年起任中国银行总裁,其后都在金融界高层。他挥金如土,人称“六爷”。梅兰芳这一时期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比如策划排演《太真外传》之初,冯耿光闻悉后,即以现大洋一千元之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数次出访国外、避难香港,也都赖他巨资襄助。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对戏剧造诣极为深厚,19岁就读同文馆,精通三国外语,五年后去欧洲游历考察。他追随孙中山、资助革命。他在1913年开始与梅兰芳通信,此后不仅是其大部分作品的编剧、导演,还从古画中为他设计了古装打扮。齐如山主导策划了梅兰芳1930年的访美,在当时兵荒马乱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这个决定需要非凡的远见和魄力。《时代》曾说,只有两个人曾成功宣传过中国,一是宋美龄,一是梅兰芳。

     

    齐如山对梅兰芳的重要性遭到了梅党其他人的妒忌,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冯耿光从追随政界和商界势力的角度,鼓动梅兰芳南迁,齐如山却坚持让梅留在北平,努力无果后给梅写了封分手信,“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梅兰芳点头。他们1947年或1948年在上海再次见了一面,此后齐如山去了台湾,在那有“文豪”之誉,相对的,在大陆也便被有意遮蔽了。

     

    此外,为梅兰芳办理文墨的黄秋岳,当时被赞才高八斗,为人写寿文,五百大洋一篇,够中等人家过一年,却乐得为梅兰芳打杂,还有罗瘿公、李释戡这些旧学底子很深的人,对诗歌、词曲颇有研究,曾一字一句地为梅兰芳讲解,这对识字不多的戏子来说是极重要的“深造”。罗瘿公是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的另一个原型,他后来成为程砚秋的主要智囊,这一对搭档没少给梅制造压力。

     

    时尚梅老板

     

    如果说梅兰芳是空前绝后的时尚之王,您肯定不信,那不妨告诉你梅兰芳当年有多红、多时髦!

     

    西装革履

     

    旧上海的时髦是全盘西化,海派贵族往往比肩西方,看的是好莱坞电影,吃西餐、跳社交舞等等。作为他们中一员的梅兰芳先生,虽然是传统京剧演员,但台下却西装革履、极其洋化。

     

    私人照相机

     

    在旧上海,上照相馆拍照都是件时尚事儿,更不用说自己拥有一台相机了。照相机在那个时候是件奢侈品,能买上相机的家庭一定足够殷实、时髦。

     

    梅兰芳先生这看似不经意入画的照相机,难讲不是作为一种品位、一种炫耀的装饰品被放入照片当中。

     

    泳装照

     

    1926年,上海虹口的公共泳池对公众开放,上海便有了男女同游。至1930年,高桥海滨浴场造好,泳装早已是海派人物们的装备。而那时,几乎所有的明星、名媛——上官云珠、阮玲玉等——都有穿着泳装的造型照。1946年戏剧旬刊画报一册,上面就刊有梅兰芳在美国期间的泳装照。

     

    留声机

     

    “王琦瑶放着梅兰芳的唱片,声音很响,要把房间填满,不料却是起回声的,一个梅兰芳呼,一个梅兰芳应,更显得大和空。”这是王安忆《长恨歌》里的片段。不消说,这一定是王琦瑶在旧上海时代的时景。老唱机和梅兰芳,正是那个时代的流行物件。

     

    正是留声机,让梅兰芳成为了世界级的巨星,见证着梅兰芳从一介名伶跃升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道路。

     

    化妆术

     

    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上海之行,接受很多新生事物,回京以后,首先在旦角化妆上,进行了改革。梅兰芳采用了南方的旦角化妆法,把眼圈画得相当黑,加上一吊眉,眼睛显得格外好看有神,并根据个人的脸型,在适当部位贴上片子,观众看了就有美的感觉。

     

    时装剧

     

    1914年,梅兰芳出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根据当时北京著名新闻事件改编。这出新戏虽在草创时代,各方面尚不理想,但当时影响不小,一时报刊连篇评论此剧。《孽海波澜》成为了梅兰芳创编新戏的开端。1915年,他又排演三出时装新戏,其中《邓霞姑》和《一缕麻》反响极大。一时间,穿着现代装的京剧也时髦起来,毫不落后于当时的白话新剧。

     

    好莱坞

     

    1929年,应美国邀请,梅兰芳先生率领梅兰芳剧团赴美国好莱坞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美国文艺界的大腕和政界精英联合为其举行高规格招待宴会。开怀畅饮之时,一位“清洁工”冲进了宴会厅,一把握住了梅先生的手大呼:“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位“清洁工”竟是著名笑星卓别林!当时卓别林正在拍影片《城市之光》,匆匆从片场赶来,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与自己的“偶像”见面。从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梅兰芳是进军好莱坞的“中国第一人”。

     

    梅程之争

     

    温良恭俭的激烈竞争

     

    梅、程同为花旦,却一柔一刚,以至于中国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唯有以身相殉。

     

    梅的一生有几个对手:民国初年是王蕙芳、1923年起是尚小云,程砚秋在19221923年两赴上海,风靡沪上,但直到1933年才成为劲敌。荀慧生大放异彩在1925年,他在王瑶卿、陈墨香的帮助下,完成了《玉堂春》的改编,其在下层观众中受到的欢迎一度超过了其他三位。”

     

    “四大名旦”中,尚、荀二位都无追赶梅兰芳的野心,程砚秋却常把意思显露在外面。他的智囊罗瘿公知道梅兰芳的“人缘”太好,“党徒甚胜”,常常提醒他注意谦虚有礼,所以“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章诒和语)

     

    但程砚秋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导演吴祖光回忆说“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1927年程还只是四大名旦中的老四,到1931年却连推《荒山泪》和《春闺梦》,影射政治时事,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对中原大战和蒋桂之战的批评互相唱和,一时反响极大。喜欢“微言大义”的戏评家们因此将之捧到天上。此外,他还与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结交,抓住退还庚子赔款的时机,在南京成立了戏曲音乐院,李石曾任院长,程砚秋任副院长兼北平分院院长,一时笼络了许多名流担任教师。

     

    在梅兰芳声势浩大的美国之行后,程砚秋独辟蹊径,1931年深秋只身游学欧洲,在法国发表了《中国戏曲与和平运动》的演讲。回来后写成的报告书里,表面是对京剧改革的建议,骨子里却充满了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的尖锐对比和思考,他努力学德语和法语,能用法语公开演讲,并筹备下一步去欧洲演出,却被二战的爆发耽搁,错过了赶超梅兰芳的最好机会。

     

    19429月在前门火车站被日伪铁路宪警便衣搜身时,程砚秋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代价就是此后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他,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于是第二年3月,程砚秋索性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红山口、黑山扈等处购地务农,闲来读史书。周恩来对程砚秋极为欣赏,解放刚进城时,就亲自造访他在报子胡同的家;1957年入党时,周和贺龙是其介绍人。但还是对他说,“你在旧社会中孤芳自赏,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是很可贵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仍然这样做,就容易脱离群众,走向反面……”

     

    关于抗战期间的爱国故事,本来程砚秋对日本人的拒绝和抵抗更加单纯真诚、直抒胸臆,不过只有梅兰芳“蓄须明志”才能走入历史教科书,这不能不说是梅兰芳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一方面,他成为一个艺人爱国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彻底遮蔽掉了程砚秋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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