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 蒋宋联袂一台戏 老祖宗留下了孔、孟之学，始终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佛、道二教的教化作用，同样让人谨慎处事和小心做人。一些圣明贤良之人、品德高尚之士，则以自己的行为，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 种种教诲，教人学会明辨是非，如何做人；种种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性中不良成分的张扬。 尽管这样，中国人的陋习还是不少，高尚者自有高尚，平庸者自是平庸，低下者还是低下，这无需讳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好像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时间的磨砺。全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诚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冰雪消融，也非一日之热”。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试图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 新生活运动的源起，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蒋介石为贯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理念，乃推动催生。有的则说蒋氏夫妇决心铲除贪污、受贿、不卫生和无礼貌等种种恶俗，因而发轫。 还有人说宋美龄乃是新生活运动的源头活水。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情势。传教士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何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以此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聪明的宋美龄心领神会，立即向蒋报告并获同意。宋随即和传教士研究拟定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她为这项计划取名为“新生活运动”。 以儒家伦理诠释新生活 “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蒋介石要民众把“四维”紧紧结合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新运”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的“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 1935年3月，“新运”总会就如何实行“三化”作了详尽规定。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甚严，如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 更为细致的是，拔上鞋跟，扣齐纽扣，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也都一一做了要求。 除了从个人生活做起，战前的“新运”工作，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禁毒运动等。 抗战开始后，“新运”的要旨有所调整。1939年“新运”五周年大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重新诠释“礼义廉耻”，由战前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到战时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不忘抗敌。 新生活运动的成效，战前一直不很理想，当然原因有多方面。但“新运”组织的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的服务提供了便利。抗战爆发后，“新运”转向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钱物等活动，对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破除陋习，绝非一日之功，用一种明显带有功利色彩的运动来推行，实施过程中难免不会出现偏差，“新运”也不例外。过度宣传，导致流于形式，其间也产生了许多笑话和虚假之风，形成败笔。 外交家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所言，颇让人回味。她这样写道：中国驻外人员常因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为“新妻子运动”。“life”（生活）与“wife”（妻子）仅仅一个字母之差，就完全变了味！“ 第一夫人”身体力行 作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在运动的推行和宣传上扮演了“火车头”的重要角色。 “新运”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乃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宋美龄为推行“新运”不遗余力，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她在忙得不可开交之中，也充分体会了成就感。 宋美龄把推广“新运”当作一项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借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关心大家。但是，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根深蒂固，加之推行的方法未必得当，很快走进历史而成为明日黄花。 1949年2月，面对内战节节失利，蒋介石已无心关注“新运”，他指示总会暂停一切活动。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无疾而终。 本文摘自《话说民国（上）》，韩文宁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178.00元(全二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