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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西学东渐的一条重要途径。江南制造局不仅主动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它旗下的翻译馆的科技类译书质量也最高、数量最多。
图书馆还书时无意中发现，“近代文献阅览室”正在举办建馆140周年馆藏文献展，其中最吸引他的莫过于一批珍贵的晚清科技书籍，多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我知道，中国大规模地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就是从这个机构开始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科学技术的源头80%与它有关。”一直对洋务运动前后的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阮老师翻阅了大量资料，在个人博客中写出《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文章，当天点击量近万。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缘起李鸿章 1865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第二十五个年头。帝国斜阳里，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开始寻求新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雨中，走上历史前台。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时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和同治帝，短短两千字的《置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奏折》至今仍保存在江南造船博物馆。两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国门，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恭亲王奕忻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购买和仿造洋船洋炮、加强军事实力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也是整个晚清时期，清政府先后兴办的40多个兵工厂中最有影响的一个。除了任期最长、被誉为“第一厂长”的李鸿章之外，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大臣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督办。 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带动其他科学技术如开矿、冶金、铁路、邮政、电报和经营管理等发展，并由此而带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培养人才需要书籍，科学技术书籍的编译出版也是引进西学的重要手段。只依靠过去传教士所翻译的几本书肯定不行，洋务派对此十分重视。经徐寿、华蘅芳等人建议，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应运而生，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翻译西书机构。 翻译馆先后聘请中外学者59人参加译书，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中国学者有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舒高弟、李凤苞、赵元益、郑昌、钟天纬、瞿昂来、贾步纬等。英国学者傅兰雅(John Fryer)、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罗享利(Henry Brougham Loch)、秀耀春(F.HubertyJ ames),美国学者有金楷理(Carl T.Kreyer)、林乐知(Young J. Allen)、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n)、卫理(Edward T. Williams)，此外还有来自日本的藤田丰八。 当时的翻译方法力求严谨，主要采取西译中述，即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述并润色。其翻译原则为:沿用中文已有名称；若无中文名称则创立新名；所创新名汇编成《中西名目字汇》。翻译馆自设印刷机构。根据1909年翻译馆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的统计，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是中国近代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 该局据统计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西学的强大冲击和中国主动引进西学的直接结果就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科技的布局和结构。 最早出版的书是由傅兰雅、徐建寅合译《运规约指》(1870年出版)和傅兰雅、王德均合译的《开煤要法》(1871年出版)。最负盛名的出版物有《谈天》、《地学浅释》、《佐治刍言》和《西国近事汇编》等。《谈天》译自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John FrederickHe rschel)的名著《The Out lines of Astronomy》，先由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于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1874年徐建寅又补充新的天文学成果，加以增订出版。《地学浅释》译自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儿(Charles Lyell)的名著《Elements of Geology》，由玛高温、华蘅芳合译，1873年出版。《谈天》和《地学浅释》纠正了近代中国人的天地观，梁启超认为此二书对任何一个近代人来说“不可不急读”。 技术、分子、逻辑、遗传、神经……我们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在阮一峰的文章下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 除了“师夷长技”的自然知识，此时的学者们开始关注西方的思想和动态。《佐治刍言》译自英国钱伯斯教育丛书中的《Homely Words to AidGoverance》一书，由傅兰雅、应祖锡合译，1885年出版。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主张自由、平等，以民为本等立国之理和处世之道，对戊戌以前中国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所推崇。《西国近事汇编》由金楷理、林乐知等人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等报刊编译，汇集了从1873至1899年的西方各国大事，每年编成一卷，是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信息来源。 此外，翻译馆还译有《列国岁计政要》、《美国宪法纂释》、《四裔编年表》、《各国交涉公法论》、《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通物电光》、《声学》、《光学》、《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分原》、《化学考质》、《测候丛谈》、《金石识别》、《西药大成》、《汽机发轫》、《汽机新制》、《汽机必以》、《防海新论》、《制火药法》、《克虏伯炮弹造法》等书。 翻译馆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一大批西方先进的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新成果，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也对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05年停办。 徐寿:研精器数，博学多通 徐寿，无锡人。徐寿先世曾为无锡望族，到其曾祖父时，家道衰落。徐寿父亲早逝，在母亲宋氏抚养下长大成人，故徐寿一生事母尽孝，远近闻名。 鸦片战争结束后，国人痛感泱泱大国之羸弱，深信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有识之士纷纷转向西学，希冀以此救国。徐寿属于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目睹了清政府的无能，转而发奋研究自然科学，自主进行实验。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曾国藩说徐寿:“研精器数，博学多通”，评价极高。 1861年（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徐寿和华蘅芳受曾国藩推荐入其幕府。1862年（同治元年）三月，徐寿与次子徐建寅、同乡华蘅芳，到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工作。当时曾国藩命他们制造一艘轮船。为此，徐寿和华蘅劳到安庆江边的一艘外轮上仔细观摩，并参考了《博物新编》上的略图，研制我国自制的第一艘机动船舶“黄鹄”号，被当时报纸惊呼为“中国人创造力之成功”。 1865年曾国藩派徐寿父子到江南制造局主持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向曾国藩提出翻译西书、开煤炼铁、自造大炮、操练轮船水师4条建议，得到曾国藩的赞许。次年翻译馆在江南制造局内成立，徐寿主持馆务，并亲自参加翻译工作，达17年之久。有人问:接受传统教育的徐寿是在哪里学会外语的呢？答案令人惊讶，他并不懂任何一门外语，著作都是由外籍翻译傅兰雅等人口译，他进行笔述。从当年翻译出版第一部译著《汽机发轫》开始，共译介了西方科技书籍17部（计105本、168卷），专论9篇，计287万多字，内容包括化学、物理、数学、医学、军事学、工艺学等。 徐寿是将西方近代化学系统介绍到中国的先驱者，他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书为西方近代化学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对元素符号，他采用音译的方法，取原文第一音节而造新字，凡金属元素一律加“金”傍。他译订的24个元素名称如:钡、铋、溴、碘、铱、锂、镁、锰、钼、钯、铂、硒等都已成为标准译名沿用至今，并被日本化学界所借用。除化学元素名外，徐寿深感化学中还有许多繁难的译名需要推敲，晚年他自己编写了《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和《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这两本书籍是在他逝世后才刊行的。 徐寿一生为人耿直，不愿为官，不图厚禄，在其制成我国第一艘轮船后，清廷曾赐予“天下第一巧匠”悬额，但他从未悬挂，一直孜孜以求、勤奋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布衣以终，逝世时年仅66岁。 他的儿子徐建寅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化学家和翻译家。他幼承家学、勤学聪敏，徐寿教给他算数及制造知识，年仅十七岁就与父亲一起被招入曾国藩帐下，配合父亲做了大量的实验和设计工作。在研制“黄鹄号”时，徐建寅屡出奇思，提出大量切实可行的办法，开始崭露头角。 江南制造局时期，他翻译了大量当时西方有关物理、化学、军事、机械等方面的专业书籍，计有《化学分原》、《声学》、《电学》、《兵学》等二十余种。译书之余，徐建寅还“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深得李鸿章赞赏。清政府曾多次委任徐建寅参赞之职，赴德、英、法等国考察军工厂。在欧洲期间，徐建寅还将视野投向欧洲的政治制度，认为议院“可以通人性，可以交上下”，后来回国后即编译了《德国议院章程》等书刊行，表示对开议院、行宪政的叹服、赞赏。 1901年，徐建寅负责火药生产，正在监工的他与工匠拌和药料时，发生爆炸，与在场的十余人同时殉职。他一生编撰、翻译了大量科技著作，传世的除出使欧陆期间编成的《欧游杂录》2册，《德国议院章程》1册，《德国合盟本末》1册外，尚有《器象显真》2册，《器象显真图》1册，《兵学》8册，《轮船布阵》2册等。 傅兰雅:电火亮萤虫，声名盖南汤 如果傅兰雅生活在网络时代，肯定是名副其实的“人肉翻译机”，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绝大多数为科学技术性质），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 傅兰雅出生于苏格兰肯特郡海斯镇一穷苦牧师家庭。贫困的家境使他从小养成了发奋学习、努力向上的性格。他自幼向往中国，萌生来华工作的愿望。稍长，曾在酒厂当学徒。后得政府助学金就读于伦敦海布莱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到香港,就任圣保国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任北京同文书馆英语教习，1865年（清同治四年）转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8年（同治七年），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达28年，清政府曾授予三品官衔和勋章。 1868年春天，他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吸引，决定去那里做科技翻译官。这个职位年薪高达800英镑，足使他过上富裕的生活，他看中的还有这项工作的前景。他告诉远在英国的父亲:“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我打算将这一职位当作在中国谋求更高官衔的跳板。我的志向无边。我的职位完全是独立的——什么领事馆、海关，都无权管辖我。”当时翻译馆所译的书籍，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书目由中国官员选定，随后傅兰雅从英国订购运来。受到中国官府如此重用，傅兰雅真有点受宠若惊。但对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和信任他的官员们一样缺乏了解。此前，上海道台冯桂芬找到傅兰雅，提出一项计划:从一所学校里选出10名有学问的中国人，派到江南制造局，由傅兰雅教给他们制造蒸汽机的原理。对蒸汽机原理一无所知的傅兰雅只能耸耸肩，拒绝这个近乎荒唐的要求，引起了冯桂芬的不快。 入乡随俗的傅兰雅既希望加官进爵，也希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中国官员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 当时，翻译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刚刚引入中国，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语言隔阂，译书多采取“口译笔述”的原始形式。即翻译每一种新书，都需两人搭伴合作，先由外国译员浏览过一遍，随后按原意逐句读出汉语，再由中国译员笔述，待译出初稿后，最后按照中国文法共同修改润色，成为定稿。这是江南制造局特有的翻译方法，对傅兰雅等人来说，既是个苦差，也是一种磨练。 据时人统计，傅兰雅在当时外国传教士中译书最丰，其单独或与人合译的西方科技、文化类书籍就达129种，内容涉及物理、数学、化学、军工、矿物、冶金、医学和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到1880至1896年间，傅兰雅本人又推出译著74本，大部分都是以前未涉及过的新学科，如地质、气象、植物、法律、解剖和政治经济学等等。在为个人理想奋斗和苦熬的历程里，傅兰雅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人物吧。 他所主编的以刊登科普文章为主的《格致汇编》，除介绍各门科学的专门知识外，还发挥了早期办教会报纸时积累的经验，开辟“算学奇题”、“互相问答”和“格物杂说”等专栏，报道西方技术在世界上的应用；连载译著，介绍科学仪器和日用工业技术以及卫生学等方面的专门学问，同时还广泛宣传汤若望、瓦特、富兰克林等科学家的事迹；在介绍化铁炉、蒸汽机车等外国先进器械时均附有插图，与《上海新报》的“机器图说”专栏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受读者欢迎。 傅兰雅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也许还要算上在促使译文科技用语标准化方面作出的努力。他曾花大气力编纂了第一本中文技术术语和词汇字典；1890年，他促成了“中国教育协会”的成立，担任总编、经理委员会主席并兼任出版委员会秘书，具体负责化学、矿物学、气象学、印刷术、电镀工艺、化工仪器、哲学、铸造工艺、枪炮制造、造船工艺、开矿和土木工程等学科的名词规范化工作。今人耳熟能详的这些科学技术名词，就是经他之手推敲、落定，从而家喻户晓的。 洋务运动失败后，傅兰雅称他在中国的经历为“南柯一梦”，启程奔赴美国时，一位相熟的朝廷大臣对他一副对联，写道:电火亮萤虫，声名盖南汤。 翻译，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长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更是被认为“雕虫小技”，很多历史学家都对译介西学的努力视若无睹。无论是徐寿、傅兰雅还是华蘅芳、舒高弟等一位位中外翻译工作者，像是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但是他们本身的光芒还是终会被后人发现的，他们会从历史的边缘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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