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招收学生多为青少年。但1925年开办研究院，招生简章上没限年龄，于是一些年长而有志于学者也前来报名应考并被录取。他们入学时已年届三十，个别逾不惑之年，一般已成家立业，儿女绕膝，或已入官场，或执教讲坛，他们进学，不为名利，只为求知。他们的经史根底好，治学踏实，处世平和，有长者风，毕业后多从事教育，今已鲜为人知。此处谨简介第一届毕业生中几位年长者。

    最长者当是王竞（约1883-1949以后），字啸苏，湖南长沙人，曾任本县教育局长，后在中学任教，闻清华研究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主讲，毅然弃官来学，时已年过四十，其长子亦将入大学。友人竞相讴咏，他也有诗自嘲：“父子同年入学堂”，一时传为佳话。在同学中年最长，皆尊称为王先生。为人平和谦恭，为师友所礼重。相对于同学少年，日夜孜孜擘画未来，王独淡然弗闻，键户读书。同学刘盼遂叹道：君真（清华）院中一副清凉散也。在校从王国维治文字学，研究课题为“说文之会意字”。毕业后还湘，长期执教于湖南大学。王工诗词，曾参加南社，与陈寅恪亦有唱和，有《疏厂诗稿》行世。

    另一位陈拔（约1890-？），字贞吉，江苏海门人，入学时也已三十五岁，此前曾在中学、师范执教十多年，治颜（元）李（塨）之学（清初儒学之一派，重实行，不尚空言，民国初年颜李之学颇盛），著有《颜子研究》。能书善画，闻说梁启超很赞赏其书法。毕业后似回乡，仍在中学教书，又研究佛学。

    余戴海（约1892-？），字环宙，河南淇县人，入学前曾任本县教育局长，也是弃官就学，研究课题为“荀孟学说之比较”，著有《荀子诗说》。余原毕业自法政学校，清华毕业后，曾在军政界服务。

    蒋传官（约1893-？），字柱筠，湖南人，故对其乡贤曾国藩的学术行谊很有研究。不过同学王庸说他“没有普通湖南人所常有的激烈性格”，是一个极和蔼极平正的人。但并非不问时局，他参加了1925年的“三·一八”抗议游行，从军阀的枪林弹雨下逃将出来。当日我父亲吴其昌回校清点人数，发现蒋和其他几个同学没有回校，生死不明。我父着急了，复进城寻找，五入协和医院地下太平间，一个个查验尸体，幸蒋传官安然无恙。

    何士骥（1893-1984）字乐夫，浙江诸暨人。其《部曲考》在学术界有盛名。毕业后在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任教。参加多次考古发掘活动，有《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唐大明兴庆及太极宫图残石发掘报告》及《石刻唐太极宫即府寺坊市残图、大明宫残图与兴庆宫之研究》、《西北考古记略》。我还知道一件事值得一书：抗战初起，北师大等校内迁陕西城固，组成西北联合大学。汉张骞墓即在附近，湮没于榛莽丛中。经学校常务委员、历史系教授李蒸、徐诵明、胡庶华等发起，与当地政府及张氏后人沟通，培土封植，重新立碑。碑文《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系我叔叔吴世昌撰写,那是一篇辞情俱佳的古文，由黎锦熙书丹；碑阴则是许寿裳书《汉书·张骞传》。此碑应当仍在张骞墓上。何士骥与周国亭为此事写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现在张骞墓是汉中的一处名胜。

    还有李鸿樾（字玉灵）和史椿龄（字静池），入学时也都年过三十。李鸿樾从王国维治古文字学，后来曾任浏阳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初中部校长。此校原是浏阳县立初级中学，是胡耀邦、杨勇的母校。史椿龄在清华的研究课题是“荀孟之教育学说”，他原本是山西大通学院的教师。

    还有一位赵邦彦（字良翰，浙江诸暨人），年龄比前几位略小，从王国维治文字学，成绩优秀，著有《说苑疏证》。毕业后与刘盼遂、周傳儒、姚名达、吳其昌、何士骥、黄淬伯等一同被批准继续留校研修，继任职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很有研究，著作甚丰，有《中国壁画考》《调查云冈造像小记》《汉画所见游戏考》《九子母考》《唐代女子化妆考》等著译作。晚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调至浙江萧山中学任教。他讲课分析深入浅出，举例旁征博引，吟诵抑扬顿挫，课堂空气生动活泼，学生成绩直线上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彻底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三年后在农村劳动时落水而亡。闻之伤心。

    当年的清华园是留美预备学校，西风初渐，学生一个个风华正茂，视天下事如拾芥。开办研究院，来了一群温柔敦厚的国学俊彦，飘逸洒脱，形成另一道对照风景线，这些老大哥们，正如刘盼遂所言，是清华园里的一剂“清凉散”，使人名利欲念顿消。毕业后，他们多在文化教育园地默默耕耘，育才无数，行谊知之者鲜，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