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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几代学人在《辞源》上的皓首穷经、含辛茹苦，换来的是中国传统典籍的文化传承。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这一年的中国，很不幸，光绪皇帝年纪轻轻没了，不到二十个小时，慈禧太后也没了，与此同时，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这一年的许多事，许多人的命运，让今天的我们说起来都很觉悲凉。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让人感到欣慰，这就是《辞源》开始编撰了。 初编《辞源》 提出并负责编撰《辞源》的人，叫陆尔奎。 陆尔奎生于1862年，江苏武进人，是晚清举人。曾在天津北洋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广州府中学堂任教。1906年，陆尔奎44岁，年富力强的他由蒋维乔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立，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始祖，虽然开始时它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 陆尔奎进入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时期，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西方文化迅速冲击着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新式教育与传统教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轨途径，旧有的学人对新思想新文化不了解，而年轻人对自己本土的经典开始陌生起来。陆尔奎觉得:“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陆尔奎一进商务印书馆，就向张元济提出，要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中国人只有一本《康熙字典》是不行的。张元济拍板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陆尔奎任部长。两年后，陆尔奎于“戊申之春”，“决意编纂”《辞源》。 我国讲“字”的书历史悠久，但《辞源》第一次提出了“辞书”的概念。陆尔奎指出:“凡读书而有疑问，其所指者，字也。其所问者，皆辞也。……故有字书不可无辞书，有单辞不可无复辞。”“语词为主，兼及百科”，《辞源》成了“百科词典”。 陆尔奎和他的同事们本以为完成这件工作要两年时间，没有想到的是“及任事稍久，困难渐见。始知欲速不达”，“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甚至驰书万里，博访通人，其或得或失，亦难预料”。最后“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 因为编《辞源》，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对音韵学和检字法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因为用心，《辞源》启动整整20年后，更加普及的《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影响到了更多的中国少年。 半世纪前的修订 1947年，25岁的周连芳进入商务印书馆，现在他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退休干部，80多岁了，身体还不错。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他找出了三套《辞源》。第一套，是1935年的第13版，定价为大洋5元；第二套，是1947年2月的第15版，定价8元；第三套，是1949年2月的第19版，定价80元。作为一个老出版人，三套《辞源》陪伴周连芳走过了几乎整个的人生。 1952年，为了给将来要成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基础，新闻出版署把公私合营后的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到北京，周连芳也就到北京来了。1954年，在“老商务”的基础上成立了高等教育出版社。不过，商务印书馆的牌子还在，因为“对外”而言，商务的牌子好用。 1958年，商务印书馆又从高等教育出版社独立了出去，这一年正是《辞源》编撰的50周年。这一年，《辞源》修订工作悄然启动。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躁动中，修订工作的领头人之一陈原先生后来曾回忆说:“在1958年到1964年那样动荡的日子里，投入那样少的人力(仅仅几个人！)，去实现大幅度修订的宏图，那种胆识和毅力是值得称赞的。”陈原先生在《辞源》修订本问世时说过一段话:“时下的读者决不能想象那艰辛的历程，只有那些踏着沉实的脚步(同时却又是蹒跚的脚步)走过这段途程的、不求名不求利、不怕风雨的人们，才尝到其中的甘苦。” 那样一个时代里，一些学者还能站在《辞源》修订的岗位上，真是太不容易了。《辞源》修订本有三位主编，他们是:吴泽炎、黄秋耘和刘叶秋。 吴泽炎，1913年生于常熟，193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历史系，同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在馆内编译著作多部，1958年起主管商务印书馆汉语词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三位主编中，吴泽炎贡献最大。陈原曾说过:“没有吴泽炎，就没有《辞源》。”在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许振生的办公室里有一排占满整整一面墙的卡片柜——吴泽炎为修订《辞源》，做了60多万张卡片，耗时20多年，字数多达千万。 黄秋耘，1918年生于香港，他的父母都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他从小喜欢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尤其喜欢古典诗词；在香港上小学和中学，接受英语教育；后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194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1976年起负责《辞源》修订工作。 刘叶秋，191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国大学(由孙中山创办于1912年，初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文学系，后在天津《民国日报》任副刊主编，并在天津工商学院女子文学院兼课，建国后在天津津沽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校任教，1958年调到商务印书馆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刘叶秋先生因所谓历史问题，从1958年到1980年一直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修订《辞源》，以其扎实的学问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辛苦不比别人少，而心理压力却比别人沉重。直到1980年，在陈原力争之下，刘叶秋先生才转干，得以正式的身份继续修订工作。 1980年，《辞源》修订完毕，黄秋耘以一首七律抒发所感: 不窃王侯不窃钩，闭门扪虱度春秋。 穷经拟作埋名计，训诂聊为稻谷谋。 怀旧每兴闻笛叹，登高犹作少年游。 万家灯火京华夜，月夕花晨忆广州。 辞源的文化传承 在风雨飘摇的100年里，为什么会有《辞源》？我们从陈原集张元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句子，写成商务印书馆馆歌《千丈之松》中，似乎可以读出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也是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死的明证: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日新无已，望如朝曙。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吴泽炎先生曾经说过，《辞源》修订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是永无止境的。一代代学者为此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是非常宝贵的。在文化的传承上，《辞源》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人文财富。前不久，笔者在北大和一个中文系的中年朋友聊天。他说，他的老师曾说:“对于中国传统经典，我的老师是可以背诵的，而我只能做到知道出处，而你们这一代，听说过就算不错的了。” 幸好100年前我们的老学者编撰了《辞源》，幸好50年前我们的老学者修订了《辞源》，今天我们再想编辑这样一本钻研古典文献的工具书已经不可能了。要是没有《辞源》这样的文化传承，我们想进入古代典籍中去，要走多少弯路呀！ 《辞源》是100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始编撰的，是50年前的那个夏天开始修订的。今年正值多事之秋，商务印书馆似乎并没有纪念这个事件的打算，笔者觉得很遗憾。我们在这样的忙乱中，难道就要要忘记陆尔奎，忘记三位修订主编，忘记《辞源》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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