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从不同方面大肆清算改革,共展开三波反击。 先看第一波。 1898年9月21日下旨通缉康有为、康广仁,并将御史(监察官员)宋伯鲁革职;23日和24日,先后在北京逮捕谭嗣同(34岁,军机章京)、杨锐(42岁,军机章京)、刘光第(40岁,军机章京)、杨深秀(50岁,监察御史)、康广仁(32岁,无官 职,协助其兄改革)、林旭(24岁,军机章京)、张荫桓(62岁,户部左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当时负责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徐致靖(54岁,礼部右侍郎)等8人。 28日,慈禧得到荣禄告密之后,以“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罪名,下旨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6人“即行处斩”,不审而诛,史称“六君子”。29日,下旨将张荫桓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900年被斩于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 再看第二波。 六君子被杀之后,清廷暂停了几天迫害和杀戮。从 首先整顿大内。4日,她亲自审讯,将亲近光绪和珍妃的太监杨瑞珍、杨长文、张得明、戴恩如4人残酷地当场“杖毙”,罪名是“干预国政”、“串通是非”,活活打死之后“抛入万人坑”。另10名同情光绪的太监分别处以“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和“板责一百、枷号二年”的残酷刑罚。 慈禧还同时对朝臣继续痛下杀手。自 除六君子之外,这些维新志士,在今人心中,恐怕已经“身名俱沉”。为追思改革百年之悲,特对部分革职者做一简介。 李端 (1833~1907),贵阳人,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光绪于 陈宝箴(1831~1900),江西修水人。1895年任湖南巡抚(湖南第一把手),与按察使(负责法律、监察的副省级官员)黄遵宪、学政江标在湖南力行新政,办时务学堂,引进梁启超、谭嗣同讲学,是清末地方大员中力主变法的风云人物。革职后回老家隐居。1900年,慈禧下旨令陈宝箴自杀。 陈三立(1853~1937),陈宝箴之子,著名诗人,吏部(相当于中央组织部)主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协助父亲在湖南推行新政,革职后陪父亲隐居。后与人合办铁路公司。1911年时反对武昌起义。以后日趋保守。1928年,徐悲鸿为陈三立画像。其子陈寅恪、陈衡恪分别为著名史学家、画家。 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县人,翰林院庶吉士(皇帝顾问机构的中低级官员),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任时务学堂总理。民国成立后进入政界,历任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后辞职专心于社会事业,创办香山慈幼院并投身抗日救亡。毛泽东说:“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说:“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 张元济(1867~1959),原籍浙江海盐,出生于广东,总理衙门章京。被光绪破格召见,陈述意见。张元济曾建议设“议政局”总揽大权进行政治改革。革职后下海主持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出版业奠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曾接见张元济,询问当年光绪召见的情景。 王照(1859~1933),天津人,礼部主事。上书请求光绪访问日本,了解明治维新成功之道,被怀塔布阻挠。光绪怒罢怀塔布等六大臣,赏王照三品顶戴,导致斗争白热化,王照陷入漩涡中心。政变之后,王照逃往日本。他在日本受日文假名启发,研究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回国,推广汉语拼音。 黄遵宪(1848~1905),广东梅州人。黄遵宪自30岁至47岁,先后担任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外交官,写出名著《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1896年,在上海参与组织强学会,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同年被光绪任命为湖南按察使,与陈宝箴等协力新政,使湖南风气大变,被保守势力嫉恨。1898年7月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他从湖南启程到上海,见京师形势不妙,滞留上海不肯进京。 以上两波,均为人事方面的报复。除人事之外,还展开了政策面的清算,是为第三波。 自政变之日起,一个月左右,慈禧把光绪裁撤的机构一一恢复,查封了《时务报》,取消官民上书权,把被撤职的官员一概复职,又撤销农工商总局,科举考试也恢复旧制采用八股文。总之,一一复辟,只有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 慈禧特别痛恨自由的新闻界。 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由此可见慈禧的倒行逆施。慈禧万万没想到的是,两年多之后,由于一系列内忧外患的逼迫,她竟然自掌嘴巴,不得不重新走上戊戌变法的道路,企图挽救大清。但是,由于一再错过良机,终于导致大清覆灭。 (摘自《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