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年轻时曾得到两位文学前辈的提携，并保持着终身友谊。第一位是叶圣陶，另一位是沈从文。于是，我很小就接触到这两位太老师。

一、叶圣陶

    1984年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子冈作品选》，我父母“研究”之后，就求叶老题写封面书名，请沈老作序。相比叶老更老一些，写毛笔字有些困难，于是他在很厚的稿纸上反复练习，也总不满意。最后没办法，由他的长子叶至善用剪刀把写得“相对好”的笔画剪下，用糨糊予以粘贴，最后形成了这个样子。您如果细看原件，它是由八个笔画部分组成这五个字的。至于因为笔画不顺而废弃的字，就不知有多少了。叶老也反复看过这组合的毛笔题签，最后觉得还是不行，就改为用粗钢笔写，也不知又写了几遍，最终使用在书上的，就是这钢笔字的书签。但毛笔字粘贴的成品被母亲拿回家，交我保藏至今。

    三十年代，叶老等人创立了一份流行全国的畅销刊物《中学生》，母亲多次在苏州投稿并得奖。父亲比母亲大两岁，他在北京投稿也中过奖。后来，杂志成立了一个中奖者才能参加的联谊会性质的组织，我父母在那里相互认识、熟悉并相爱。父亲冬天从前门火车站出发时，就带着母亲点名要的东安市场买来的糖葫芦。为了不让其被车厢内的高温融化，就把窗户打开，而让拿糖葫芦的那只手伸到窗外——就这样，父亲从北京前门一直伸到苏州，一直伸到找到母亲住处敲门时。母亲感动了，后来与父亲结合了，叶老等前辈一直默默赞许着他俩。后来《大公报》其他前辈告诉我这件事时说：“你爸是瞎说，可你妈沉浸在爱当中，你爸说什么她都相信，这实在是没办法啊……”

    五十年代中期，我母亲在《旅行家》杂志当主编，刊物地点在东城十二条里，离叶老住的东四八条很近，经常没事儿就跑叶老家去串门。叶至善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另有职务，也经常给我妈出主意。久而久之，就挂了个《旅行家》副主编的虚衔。这样一来，我母亲跑叶宅的兴致更高了。遇到午饭时，我妈就看着他们父子对坐桌子的两面，要喝很长时间的绍兴酒。我母亲用苏州话与叶老交谈，彼此都非常高兴，仿佛都回到了三十年代的苏州。反右中我父母双双落网，许多年再没有登叶老的家门。叶老托朋友捎话，叫我父母“过去坐”，可他俩自惭形秽，更怕给叶老惹麻烦。那时叶老头上还有一个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帽子，这帽子可不同于右派们的帽子啊。一直等了二十一年过去，我母亲才又重新成为叶府常客。母亲一直夸赞叶老曾有一首悼念妻子的五言诗，是“（什么）惟怅怅，（什么）故迟迟”。若干年后，我有一次写文章要引用这两句，但那两个前边的“什么”记不准，便骑车跑到东四八条叶家院子，找到至善叔问个究竟。他说“你等着”，转身就从沙发中站起，回到旁边叶老住过的耳房之中（此际叶老早已仙逝）。转瞬他出来了，把正确的诗句告诉了我。在这一刹，我觉得他们爷俩是非常之像，都是极严谨极规矩的文人。甚至我后来结婚后，仅仅因为爱人也姓“叶”，于是文坛一些朋友便认定“城北娶的一定是叶老的后人”，这还有个很过硬的理由：我妻子名稚珊，与叶老长公子至善颇谐音。在结束本文的时刻，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镜头，叶老逝世后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时，我父母均已病重不能出席，只能由我代表前往。当我在人群中排队时，看见了队列前头站着一个多年不见的人物：浩然。他从粉碎“四人帮”后就离开了北京，听说搬家到河北三河去了。我脑子一激灵，记起浩然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出版后，是叶老首先写文章给予赞扬。肯定他不能忘记这关爱，于是才从三河风尘仆仆地跑来……

    与其说叶老是大作家，不如说他首先是位慈眉善目的教育家啊。

二、沈从文

    对叶老我一直称“叶爷爷”，因为叶至善比我父母小不了几岁。但我幼年起就遵命称沈老为“伯伯”，主要因沈老结婚晚，他的两个儿子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小时候一起玩过的。叶老与我父母认识得早，沈老与我父母相交得深。沈伯伯精神深处经常是痛苦的，所以他也特别能了解他人的痛苦。比如对我因父母的缘由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就在升学与就业问题上遇到大坎坷。别人要么不说，要么劝我多多忍耐，而沈伯伯则鼓励我“趁家里还有饭吃，就抓紧年轻时光好好读书。现在读还能记得住，等老来再读就晚了。”他本人就带头“带”我，开列了许多关于青铜器的善本书目，叫我到北京图书馆去“啃”。我还算是耐得寂寞的，早饭后就进门，晚饭前才把书存在柜台，次日再接着“啃”。白天我出来“放风”，跑到图书馆东边玉石栏杆之内，朝着北海那边喊嗓子。我喊“啊……”、“衣……”、“哎……”，对岸琼岛也以这样三个“和声”回应着。他是谁？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著名武生王金璐的儿子王展云。几十年后我认识了展云的老爷子，并且很熟，但就是忘记问展云后来的去向。

    钻了一段时间的青铜器，实在太寂寞了，我鼓足勇气向沈老表示“告退”。沈老表示理解，说：“看来你还是爱你的京戏，那就好好钻研它吧。”当晚留我在他家吃饭，饭后我坐在他家门槛上，他指着天上几颗最大的星星说：“这是巴金，那是茅盾，再一颗是冰心……”我问：“您呢？您不是旧社会四大作家之一么？”他举起小小的右手一摇：“哪里。我不过是博物馆一名小小的说明员……”还说“你喜欢文学，当然好；但不能光图文字漂亮，首先要朴素，朴素了求准确，这方面要学（汪）曾祺……”

    1965年我离开北京去了新疆，次年“文革”爆发，随后沈伯伯去了湖北干校，他夫人也去了同一个干校，在菜班当班长，两人不在一起。沈老每天提着饭盒去附近一个小学食堂打饭，路上看看天空的大雁，再望望水中的游鱼，心中感慨无限，回到独居的草棚就用毛笔写成书信，然后从湖北寄给新疆的我；我读过后再转寄给湖北的父母。为什么要这么费事转？——为了安全。我在新疆，旁边没人能认识沈老的毛笔字，甚至没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他这么个人。母亲读后来信，要我努力背诵沈老信中的重要段落：“那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它本身也是最美好的文字。你如果有志文学，就不能放弃这手边的宝贝……”沈老信中抒发的感慨，新疆生产兵团的人是管不着的。我称呼这种做法叫“三地书”，甚至不亚于那有名的“两地书”。我至今手中保存许多沈伯伯的信，有解放前给我母亲与父亲的，也有“文革”期间写给我个人的。沈家二公子曾从我处借去复制，完了后又归还给我。他甚至有些嫉妒地说，其中有一封，是他父亲晚期抒发心中感慨最深的，“居然是写给你老弟的”云云。目前，这些信都已收进了三十二卷的《沈从文全集》……

    临近“文革”结束，我在北京结婚。那天他从东堂子胡同专程赶来，送来两样礼物：一是五蝠捧寿的瓷盘，另一是一小块大红洒金的宣纸，上边有他用七分钱一支的毛笔写的字：“祝两位（当时他叫不出我爱人的名字）多福长寿”。随即又用更小的毛笔字给予解释：“为国家多做好事为多福，长寿则能为国家多做几十年好事。从文敬贺。”他生前送过我好几幅各样的字，但我与妻子把这小小结婚礼物视为我们一生之座右铭。我有幸能够接触到许多著名而又慈祥善良的前辈，其中尤以这两位“太老师”处在领衔地位。沈伯伯说了“这张洒金的纸，是故宫中的东西，比那个瓷盘子还贵重。”我想，纸片片再贵重也是有价的，而他写上去的几句言语，难道不是贵重得无价了么？所以时至今天，电视台中寻宝藏宝节目搞得很热闹，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手中这些东西更加沉甸甸并金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