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原副部长李朋是我的老同学，他在学校时原名倪代新，1946年末从北大撤到解放区时才改用现名。他祖籍安徽，在江苏扬州长大。抗日战争期间，我和他在四川合川国立二中同班，1942年又同时考进西南联大，他读经济，我学历史。巧的是我们都曾休学一年，到外县中学教书，因此1946年都没有毕业，而是一同转到北大读的四年级。总算起来，我们先后同学了八年多时间，而且都倾向于进步，彼此气味相投，相知较深。

我和李朋还有一件难忘的事：1944年，他休学到西畴县中学教书，经常对学生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等恶行。当地是国民党第五军的防区，执行许多反动措施，如监视学校老师的言行，检查来往信件等等。这些我在昆明并不知道。这年“双十节”，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昆华女中操场召开纪念会，由知名民主人士演讲，参加者大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有部分社会进步青年，讲话的中心思想是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当时在会场周围有许多光头(显然是国民党军方的特务)来回走动。会议当中，他们又在人群中点燃一个“二踢脚”爆竹，引起一阵慌乱。会议主持人处变不惊，很快把群众情绪稳定下来，继续开会。我和李朋常通信，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都告诉了他。不料这封信被检查人员发现，加上他平时在学校的政治表现，军方竟悍然逮捕了他，并质问：“光头”是什么意思？真不料一封信竟会给他惹来这么大的祸事。他在狱中托一位被释放人员带出一封给同学的信，我们才知道他被捕了。

为了营救李朋，我们打听到联大政治系张奚若教授与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关麟征是陕西老乡，据说关还十分尊敬张先生。于是决定去求张先生。可是我们与张先生不熟，怎么办？这时想到吴晗先生，就去请他为我们引见。那天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吴先生二话没说，立即起身与我们一同到唐家花园张先生家。说明来意后，张先生当场写了一封给关麟征的信，以师长关爱学生为出发点，情辞恳切，大义凛然。这封信寄出后，还不知道发挥什么作用的时候，李朋趁看守不备，竟越狱逃出来了。他夜行昼伏，走了四五天才到昆明。这时他衣衫蓝缕，鸠形鹄面，几乎脱了人形。他不敢回联大新校舍，就先悄悄躲进别的宿舍，由何东昌等二中同学掩护他度过了十多天，才逃过这场灾难。从此李朋变得更坚强，也更机敏了。记得1946年初冬一个下午，李朋和我都住在北大西斋宿舍，而且紧紧相邻。一个陌生人走进宿舍问：“倪代新在吗？”李朋一看是个不认识的人，就随口答复：“他出去了，不在。”事后分析，多半是云南那边派人来追查的。可见那时国民党迫害进步青年是穷追不舍的。通过营救李朋这件事，也看出西南联大的老师对学生是真诚爱护的，今天回忆起来，仍令人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