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黄帝有驭龙升天的先例，汉武帝对“天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张骞对大宛“天马”的介绍让汉武帝一直不能忘怀，“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为了得到“天马”，汉武帝“益发使抵安息、黎轩、条枝、身毒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听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后，汉武帝“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到拒绝后，太初元年(前104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这也是汉武帝发动的最遥远的一场战争，李广利初征失利正赶上赵破奴在浞野败于匈奴，大臣们建议罢击宛军，以专力攻胡。汉武帝以“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为外国笑”为由，准备继续增兵再次远征。这种借口显然是牵强的，难道汉武帝初年的和亲政策就不怕“为外国笑”吗?恐怕“宛善马绝不来”才是汉武帝真正介意的。经过元朔、元狩连年的汉匈之战，国库已告罄，此次汉武帝为了伐宛，更是连犯人都用上了。在这只由倾国之力组成的远征军中，有两个特殊的军官值得注意，“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能说汉武帝通西域没有求仙的考虑吗?当初，汉武帝得乌孙马好时，命名名曰“天马”。太初四年(前101)破宛得汗血马后，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并“作《西极天马之歌》”以示祥瑞，这一年汉武帝56岁。此后，汉武帝对仙人的兴趣并没有减弱，还三幸东海、三封泰山。
　　从通西域的理论依据上来看，汉武所本乃《山海经》《禹本纪》之类典籍。《大宛列传》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颇耐寻味：“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两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认为，张骞的出使证明了《山海经》《禹本纪》的诬妄，人们以此书来判断、揣度西域不见得可靠。但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当时人对西域印象的来源依据正是此二书。还有一段材料也能反映汉人对西域了解的依据就是《山海经》。据《后汉书·西域列传》载：“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后汉时期尚且拿《山海经》参照西行的见闻，前汉西行就更没有其他的参照了。《山海经》本是一部巫书，汉武帝以此为据通西域，恐怕也是求仙动机使然。从后代流传的《汉武帝故事》等志怪故事来看。汉武帝与昆仑求仙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东部海上及内陆的求仙一直没有什么着落，所以汉武帝在张骞死后，仍然没有放松对西方的探索，为了保护西行的通道，汉朝在轮台、渠梨等处置兵屯田，以供应往来的使节。这为汉朝的财政增加了不少负担。且天汉二年(前99年)以来，北方与匈奴的战事连连失利。百姓负担极重，民变四起，这一切最终导致征和四年(前89年)的轮台罪己诏。西域为什么这么吸引汉武帝?使他在治国战略上轻重失序，从而导致晚年的悔过。
　　在“朕即国家”的专制形态下，帝王的私欲很容易影响到国家政治决策。升仙的企图伴随着汉武帝的一生，《武帝本纪》《封禅书》有大量如实的记载，以至在许多战略性的事件上，往往也会投下求仙的影子，开通西域亦是其中之一。汉武帝曾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联系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当北部战局接连失利后，汉武帝没有进行战略转移，仍以倾国之力继续西进。黄帝、西王母、昆仑山、天马等对汉武帝的吸引对开通西域策略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史家叙事虽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但为尊长者讳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汉武帝当年对太史公为自己作的“本纪”很不满意，鉴于此，通西域与求仙的直接证据不见载于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