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论述可知，蒋对史料与外交史的研究和撰写的关系的阐述，非常具体而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二、近代史料搜集法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时，就系统地接受了近代史科学的科学训练，在他回国任教之后就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外交史料。同时，他认为历史研究首要在资料，故其又从史料编撰人手，来切人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拓性研究。
由于他受过系统的史料学训练，因此，他的史料搜集工作更多的带有西方学者治学的特点。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史料搜集工作，在当时中国外交史学界，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它具有选点准确、及时跟踪、亲历亲为的特点，将传统人力与现代影像技术结合，因此非常有效和科学。
早在清华任教之初，正逢故宫博物院着手影印三朝《始末》，此书的巨大价值也引起了蒋的兴趣，并立即跟进，于1929年秋至1931年秋，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到故宫博物院抄录军机处档案。同时他又留意当时作废纸卖的一些清朝老衙门的档案，他为清华图书馆购买了成吨计的关于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另外，还注意搜寻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文书信札，如曾国藩、李鸿章、文祥、曾纪泽、郭嵩焘等人。此类是先将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史料缺陷和薄弱点选准，然后有的放矢去搜寻，经常有意外收获。
重视中国资料，同样不忽略外部资料，主张“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为了能搜集到真正有价值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蒋氏还亲历亲为，利用清华的休假制度，到苏联和欧洲诸国搜集档案。
1934年7月下旬，蒋动身前往苏联。在未到苏联之前，他按照苏联所定的章程写信给莫斯科文化交换局，请求参观他们的档案库，同时将想要查档的资料分成四组：“咸丰年间中俄黑龙江北岸及乌苏里江东岸之交涉文件；咸丰末年伊格那提业夫与肃顺交涉之文件；同治末年与光绪初年间关于伊犁问题之文件；咸丰八年关于天津条约之文件。”但蒋氏的这份请求和清单却命运多舛，在苏联文化交换局、外交部远东司及档案保管处三机构间往复推诿，几经交涉，始于双十节后看到其中一种，“但都是第四种的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就是蒋的随手笔记，也以规章制度为由暂扣。蒋的第一站可谓出师不利。到了德国的柏林，情况就不同了。柏林大的中央档案馆主要有普鲁士档案馆和帝国档案馆两家，蒋氏主要查阅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德关系的档案。先到普鲁士档案馆，正好机遇不巧，主管人员告诉蒋，此类档案两三年以前是可以公开的，但现在不公开了。所以蒋氏只能阅看一些通商部分的档案，其他档案也就无缘一见了。到了英国，蒋的收获就更大了，他要求查看的外交档案，除一八八六年以后的档案按照制度不予公开外，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档案则完全公开。且研究公开的档案是极其方便的，笔记、抄录或照像均可，蒋就拣选紧要的档案，请人影照，共得有一万六千余页。其中除中英交涉的史料外，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内政的好材料。
综观蒋廷黻的史料工作，其最大特点就是“中西兼顾”、内外并重。这个特点是与其治学特色一脉相承的。蒋自认为提倡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并不是要中国人以后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史学。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的人决不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重视外部资料的表现之一就是上述的亲自搜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搜集有价值的“次料”，这样的“次料”以日、俄为重，这与其重视日、俄史有关。原来日本外交最守秘密；外务省所发表的文件亦极少。研究日本外交的人与其向日本政府出版品中找材料，不如多注意于日本私人的文集和传记。因此蒋氏对一些日本要人的文书信札非常留意。而由于近代帝俄对中国西北疯狂经略，因此蒋氏也将不少精力投向俄国，对俄人的回忆录、著作及史学家披露的重要信息等予以关注。如《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附录之一即为“资料评述”，共提及西文史料十二部，其中大多是俄文史料，而蒋氏在文中引用的俄人著作远不止于此。又如利用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Romanov)的著作《帝俄与满洲》一书，考察俄国与满洲的关系。再如其利用苏俄外交官伯沙达甫斯奇(Bessedovskv)在英国出版的回忆录《一个苏俄外交官的披露》一书中的史料撰写了《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一文，蒋氏在中方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根据俄国史料，勾勒出民国十五、十六年苏俄鲍罗廷时代之远东政策的大致轮廓。
综上所述，蒋廷黻从史料评论人手，辅以近代史料搜集法，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外交史料评价及编撰的四字标准，同时在实践上编成了《补遗》及《辑要》两部史料专著，卷帙浩大，编审精详，成为近代外交文献汇编中的代表作，为后来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奠定了初基。
